古川、李昕艾的网络追讨令

古川：揭开富士康“连环跳”幕后的“黑监狱”现象

文章来源：议报 更新时间：5/30/2010

2010年5月26日晚上11时30分许，富士康员工贺某，在深圳富士康龙华厂区C2宿舍楼跳楼自杀。至此，在2010年，富士康至少已经发生了十二次员工连环跳楼事件，导致十死二重伤。而在2010年之前，则至少发生了五次员工死亡事件。

对此，舆论普遍将富士康称为“血汗工厂”。如果在谷歌（www.google.com）搜索“富士康血汗工厂”，可以获得1，350，000条结果。如果在被阉割后的百度（www.baidu.com）搜索“富士康血汗工厂”，可以获得597，000条结果。

然而，将富士康“连环跳”归罪于“血汗工厂”，实在有点掩盖真相。南方周末记者通过调查后认为，富士康并不是“血汗工厂”。富士康当局也说他们不是“血汗工厂”，因为他们的工资并不是最低的，待遇并不是最差的。那为什么富士康还存在“连环跳”呢？这是因为其存在“黑监狱”现象。

“黑监狱”来源于中共当局对访民的“截访”。为了“维稳”，中共中央政府允许全国各地在北京设立“黑监狱”，抓捕拘禁关押当地的访民。本来，中共的监狱就已经够黑的，不仅条件十分差，还存在殴打犯人的牢头狱霸，有时甚至将犯人打死打伤。而“黑监狱”比监狱还黑，不仅因为它的存在本身就是非法的，非法拘禁关押访民，而且还因为其“截访”人员殴打甚至打死访民，几乎不会承担任何责任。

富士康也存在“黑监狱”现象，其“黑监狱”就是“保安科”。著名学者秋风先生在《三论富士康现象：保安与集权主义管理体系》中说：“‘保安’在富士康企业内部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富士康的生产车间，保安有权对员工的违纪行为进行监管。发生诸多事态，保安对现场有控制权，如果员工敢多事，可能招来保安的辱骂甚至毒打。某些倔强的员工难免会与保安发生冲突，但高层事后总是支持保安。长此以往，员工中形成一种共识：与保安作对是自找苦吃。员工中似乎已形成这样一种本能：如果出现治安事件，首先打内线110.如果打外线110，就会给自己招来麻烦。”“由此可以看出，保安是富士康控制员工的一个重要力量。由于保安无处不在，而其权力较大，厂区内的员工就被普遍置于保安的监管之下，而这些保安随时可以动用强制手段，甚至使用暴力。”

对此，有媒体报道说，“龙华富士康行政总经理暨商务长李金明主管富士康的平安处，富士康平安处协理吴贵州就是李金明的心腹。龙华园区有近千名保安，都由吴贵州治理。富士康保安和黑社会差不多，屡次集团性地与外界群力武斗，前几年还打死过来富士康应聘的人员（因应聘时没排好队，被保安人员打死）。平安处协理吴贵州和环安课课长顾钦明，和他手下爪牙刘锋是黑道人物，黑白两道都吃得开，跟本地的公安分局长和派出所长都是好兄弟。下班经过安检门时警报响了要带到环安课去搜身，不管男女，一概脱光，被搜完身后的员工常常赶不上吃饭，员工列队打卡吃饭时若没站好队形，或是被治理人员辱骂，员工被辱稍有对抗即遭保安群殴，还不准上班业园报警——其实报了也白报，富士康最担忧的是员工会去找南都之类的媒体。”这里提到的“环安课”也称为“保安科”。

正因为“保安科”无限权力以及黑白通吃，所以导致它经常辱骂、脱光搜查、甚至殴打、禁闭员工。对此，有自称是后勤部门的员工爆料说：“看来不少人真以为这些人都是跳楼自杀的？？据我自己所知道的，死者中有数位是被保安（我所说的保安不是门口看门的那些，是我们FOXXCOM（我知道打错）内部的：环安课）打死的：其中一个（名字就不说了）是因为年纪小偷拿了公司一个小电子产品，活活被保安打死从楼上扔下来，此死者当时左胸有一个血洞，是被保安用钢管戳穿肋骨致死。其中我知道还有一个是因为和主管不和（原因是年轻人工作中损耗品太多被主管骂的太凶顶撞而已），此人在离职前一周左右被主管栽赃，被环安科关起来，其主管和保安用钻头活活钻死从楼上扔下来。另外哈工大名牌毕业生的那位哥们（孙**）本科毕业新干班新员工被环安课侮辱，殴打，非法搜查，非法拘禁，是被某人（具体不清楚和什么人结缘）栽赃，后来因为经不起此等折磨侮辱选择跳楼；5月13号的安徽男不用说就知道肯定不是自杀了，自杀的人不会自己捅自己4刀再去跳楼，而且翻过1.5米的围墙。”

这里提到的孙**，就是2009年7月16日死亡的孙丹勇。孙丹勇在死亡之前的当天凌晨曾在QQ上对同学诉苦说：“亲爱的环安课顾钦明课长，你们有什么理由和资格扣留我在你那，对我动手。”“那个关人的房间居然没有摄像头，太他妈强了，去过C021.5F这么多次，这次才发现那里还有这么个顾钦明的世外桃园，不知有多少人被在那负过。”

还有从富士康出来的保安也爆料说：“其实员工跳楼的事情都是保安逼的，因为小错误加之保安看不顺眼、心里不爽、把员工逼的跳楼。”这名保安还进一步爆料说：“2010年5月14日晚10时50分许，一名21岁安徽籍男工梁某从宿舍楼7楼楼顶坠地身亡。你们知道梁某为什么吗？事情是这样的。我在值班我的保安同事怒气冲冲的跑回来拿家伙，我们就问他怎么了？他说一小子【梁某】把痰吐到他身上了，还说早就看他【梁某】不顺眼了，今天搞死他【梁某】。叫我们一起去，我留守没有去。他们几个带着家伙就去找梁某了，后来事情我也不清楚，只知道晚上有人跳楼死了，死者正是梁某。后来我想那天他们回来都不怎么说话，也不出夜宵，早早就睡了，换是平时他们打完人回来高兴的很，还会请客夜宵的，不用多说梁某跳楼的事情和他们一定有关系。”“对于死因，死者叔叔并不相信：”他自己往胸口捅了四刀，还跳过1.5米的围栏，有这个可能吗？‘“

“2010年3月29日凌晨3时，富士康龙华园区一名从湘潭大学毕业的23岁湖南籍男工，被发现死在宿舍楼J1楼一楼过道，后被警方认定为‘生前高坠死亡’。在外人看来警察说怎么死就怎么死的，真的是这样吗？你们太小看富士康了。这个人是被活活打死的，不因别的，就是学历高，来这里觉得高人一等所以调子也高，保安看不顺眼，就把人给活活打死了。2010年3月29号跳楼的那个河南人是我同事的表弟，所谓的”跳楼者“根本不是”跳楼“自杀的，他们都是被富士康纵容的保安打死的。”

“2010年1月河南省许昌市鄢陵县19岁的马向前‘跳楼’后身上都是伤痕，胸口有淤青和血，鼻孔有血迹，嘴唇鲜红，额头和前胸有凶器的压痕。我们只能看到他的前胸位置，他的下身和背部殡仪馆工作人员不让看。法医对马向前进行了第二次尸检。这次死者已经被剃了头发，头部发现有明显伤痕。马向前的第一次尸检，法医认定的是猝死。根据法医现场的尸检通报，弟弟后脑勺偏左有个长达3.5厘米的伤痕，左右两个胳膊肘到手之间有6处直径约2.5厘米的擦伤，头顶有4个带於血的孔，鼻孔内有血污，前胸凹陷淤青，像遭遇过击打产生的。马向前姐姐马慧向网易科技透露，在尸检现场看到马向前肋骨折断等多处伤痕和淤血。‘从多高的位置坠下来的？致命伤在哪里？头顶的大包、头顶的四个钉子孔、小腿内侧的钉子孔，肩膀肉里插的金属片、手腕上的伤口、手臂上严重的擦伤、脖子上的勒痕、额头上的伤……遍体鳞伤都是高坠产生的吗？’”

当然，这些爆料可能仅仅是保安打死员工的冰山一角，然而它却显露富士康“黑监狱”的存在。也就是富士康“九连跳”之后，网上流传了一段长达一分钟的富士康北京厂区保安集体殴打员工视频。视频中的两名员工，仅仅因为刷门禁卡时与值班室的一名保安发生争执，随即就遭到十几名保安的集体殴打。

对此，这名爆料的保安还进一步总结出富士康对“连环跳”标准处理流程：“被杀死的受害人‘跳楼自杀’后富士康工作人员迅速将现场打扫干净，然后通知警方前来宣布‘自杀’，再通知受害者家属前来认领尸体。当‘自杀者’家属赶来后富士康就不管不问任由‘自杀者’家属去折腾。家属去找律师，律师不敢出面。去找警察，警察不管。去找媒体报道，新闻上只说工作强度大，工人压力大。去找工厂讨要说法，找不到人，还有一帮打手盯着。当家属们筋疲力尽、毫无办法之时富士康说愿意给你们钱。这些已成为‘跳楼自杀’后富士康处理事件的标准流程。最后的结局就是‘跳楼自杀者’家属拿钱走人。”

除了“保安科”是“黑监狱”外，整个富士康园区就是一座监狱。“很多厂房都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所有员工不管是上厕所，还是下去吃饭，都要过安检门，特别是男生还要当着那么多男女的面当中把皮带解下来，才能过安检门。”

为什么富士康的“保安科”会成为“黑监狱”，整个富士康会成为监狱呢？秋风在《三论富士康现象：保安与集权主义管理体系》认为：“富士康企业创办人郭台铭的经营理念中有这样一条：非效率的民主主义，不如合理的集权主义。”

国民党败退大陆之后，在台湾民主化之前，一直实行的是极权主义统治。这种统治往往是全民皆兵、警察治国。对于1950年出生于台湾的郭台铭来说，国民党的极权主义统治方式当然会对他产生重要影响，以致于他不仅总对员工们强调“集体利益要高于个人利益”，而且还实行“军事化管理”，甚至要求所有员工都要像他一样每天工作十六个小时。也就是说，正是极权主义思想引发出富士康的“黑监狱”化。

当然，富士康的“黑监狱”化也与大陆当局的暗中支持有关，因为大陆实行的也是极权主义统治。所以，富士康“连环跳”之后，大陆当局开始删除一些富士康的帖子，并将员工爆料的百度贴吧“富士康”吧关闭。

古川：我的公民经历——从“喝茶”到“抄家”

文章来源：议报 更新时间：4/25/2010

2010年4月9日，我会永远记住。这一天，我被北京市公安局“传唤”并“抄家”。虽然事情已经过去整整两个周了，但在这段时间，我一直在回想我从被“喝茶”到被“抄家”的公民经历。

“喝茶”

平生第一次被“喝茶”是在2005年4月19日。那时，我刚到博客中国上班没多久。一天早上，同事突然告诉我说，楼下的值班室有警察找你。我下去后，看到值班室有两个穿便衣的人，他们说是市局的。一个姓韩，另一个叫王峰。他们首先问我，是不是叫古川，还说古川很有名气，并且接着解释说，上了他们名单的都是名人。然后，他们问我，是不是给王怡出过一份证明。我说是的。

当时，王怡自己出钱印了四本书（王怡自己的评论文集《美得惊动了中央》、廖亦武的《中国冤案录》第一卷、康正果的自传《我的反动生涯》、汪建辉的小说《有没有》），用于朋友学术交流，这些书均标有“内部交流、严禁翻印”字样。这四本书，王怡也给我寄了几套。但2005年3月21日，四川省新闻出版署却以“涉嫌非法出版”，将王怡委托快递公司寄送的906册书籍抄收。抄收发生后，王怡让我写一份证明文件，说这些书是用于朋友学术交流的。我就写了并寄给了王怡。让我没想到的是，仅仅因为这份证明材料，北京国保就来找我“喝茶”。

国保问我是怎么与王怡认识的，以及为什么要给他写证明材料。他们一再强调说，叫我不要被王怡利用。对此，我回答，这不存在被利用的问题，我说的都是事实，这些书本来就是用于朋友学术交流的。

谈完王怡的事情后，他们转而问及悼念赵紫阳的事情，问我赵紫阳去世的时候做了什么。我这才明白，其实他们找我的主要目的，并不是王怡的事情，而是因为悼念赵紫阳的事情，王怡的事只是他们找我的借口而已。就像这次我被“传唤”并被“抄家”，主要并不是因为研讨会的事情，而是因为“维权网”的事情，研讨会的事也只是他们“传唤”并“抄家”的借口而已。

2005年1月17日，赵紫阳去世。第二天，我就写了《我们的悲哀》来悼念他。后来，又签名参加李健等人发起的《关于署名哀悼赵紫阳先生的倡议》。为了将这份悼念签名名单送到赵家，李健来到北京。1月24日上午，李健来到位于国家图书馆行政楼四层的北京新时代致公教育研究院（当时我在这里工作），他准备在下午的时候将签名送到赵家。中午的时候，李健、周鸿凌、张星水和我等人一起到附近餐馆吃饭。吃完饭后，我们一起回到办公室，李健走在前边，我和周鸿凌走在他后面，快到国家图书馆北门的时候，走在前面的李健被四个国保快速的抓到天桥下的车里。我和周鸿凌、张星水只好回办公室等李健的消息。一两个小时以后，李健回到我们办公室，说国保不准他到赵家递交悼念签名名单，要把他送回大连，他回来拿一下东西。因此，他将签名悼念名单给我，要我帮忙递交到赵家。赵紫阳去世后，中共官方要求参加悼念的民众必须先打电话登记申请，然而于25日到金台饭店领取“出席证”。我当时也申请了，于是25日来到金台饭店，却没有领到“出席证”。不过，我将悼念签名名单给了赵紫阳的孙女，她向我表示感谢。

因此，当国保问我做了什么时，我说帮李健送交了悼念名单。他们就说我被李健利用了。我说不存在利用的问题，这是我作为公民对赵紫阳的悼念而已。赵紫阳不是曾经是共产党的总书记吗？为什么不能进行悼念？他们说，赵紫阳已经被官方定了性，不能进行悼念的，悼念是与官方作对。后来，他们问我认识到错误没有，并要我写一份认错书。对此，我说我没有错，拒绝写认错书。

他们要我每天用电子邮件向他们汇报行踪，我答应了他们。因此，2005年4月19日17时51分，我向hansir@263.net这个邮箱发出了第一封汇报行踪的信，其内容如下：“王先生、韩先生：您们好！我今天工作，参加中关村知识产权保护论坛，在友谊宾馆。其余的没有什么。丁访关2005年4月19日。”

他们收到信后，于当天21时57分给我回复如下：“小丁：你好，邮件已收到。希望你能按照我们达成的承诺，以更加积极的态度来改善我们的‘距离’，希望看到你明天的邮件有更丰富的情形。即日”

其后，我每天都向他们发送内容相同的信。如2005年4月22日18时09分我发的是：“今天一天工作，没有别的事。丁访关。”发了几天后，我烦了，就设置成定时发送。然后我于2005年5月4日17时05分收到他们的回复：

“小丁，你好：”五一‘期间，能看到你的来信，比较欣慰，不知你们有没有放假，如果放假的话，你上网一定不是很方便，但你能每天坚持住，这个态度值得肯定，我也很高兴能看到你的这个态度。但是，细观你的来信，不足的是，无论内容还是措辞都是一样的。我并不是苛求你将每天活动情况如实记录，（当然你这些天也不可能是什么都没做，这个我知道得很清楚，毋庸多言），我只是要求你讲一讲心里的想法，因为，经过我们前两次的见面和谈话，我觉得我们在一些问题上还是有一些不尽相同的看法，这些日子以来你也不可能没有想这些事情，你也不可能没有一些想法，所以呢，我就提出这么一种渠道，用来沟通我们的想法，我觉得这种方式是能够被你所接受的，并不至于太影响你的工作和生活。如果换一种方式，隔三差五去找你或每天给你打电话，对我来说是无所谓的事情，但我还是从你的角度考虑对你的工作、生活可能不太好，所以我们才会有这么一种约定，但经过这么长一段时间，我对你的表现还是不尽满意！单就发信这件事情，我无话可说，你确实按时完成，一天不差，但从内容上来讲，恐怕从头到尾都不能令’你‘满意！从我的角度来看，我说你蒙混过关我觉得不为过，你第一天给我写信，我就给你回了信，我的态度自认为很有诚意且很明确，期间的你的来信我不满意，之所以过了这么久今天才给你回信，是想充分给你一段时间好好考虑一下，希望你有所明白，能够拿出你的“诚意”来，可是，今天我仍然没有看到，因此，今天我再回信给你说明这一点，下一次我就不会再讲了，希望你好好考虑一下，如果我还不能看到你的诚意，我想我们得换一种方式了。“

虽然他们这么说了，我还是依然每天发送内容相同的信，如2005年5月12日我发的是：“王先生，韩先生：你们好！今天工作，没有别的事情。丁访关2005年5月12日”这是我向他们发出的最后一封信。

第一次见面时，他们还要过我的住址，我告诉了他们。几天后，他们十几个警察去我的住地，试图进入我的房间。当时我不在，但把房东吓坏了。后来，房东就让我搬家。

第一次见面之后，他们又找过我两次，一次在“五一”之前，一次在“五一”之后，把我带到海淀区东升园派出所，要我认错，我拒绝。后来，又让我写保证书，我拒绝。我搬了家以后，他们又要我地址，我说，上次告诉你们，你们去威胁房东，我不告诉你们。第三次见面时，我还告诉他们，汇报我不写了。在这三次见面中，他们两个国保总是姓韩的唱白脸，威胁恐吓我，而姓王唱红脸，温和软化我。但他们还是拿我没办法，最后告诉我说，要去找我老板方兴东聊聊我的事情。后来，方兴东告诉我说，你的事情，你好好与警察聊聊就算了。再后来，他们又找我了一次，说要去茶馆喝茶。前几次都没有真正喝过茶，他们只给我喝过水。但他们开着车把我带到圆明园公园门口，又不愿意请我去茶馆了，只好就在车上聊了一段时间。此后，他们就没有再找我了。还需要提及的是，他们对我说，不要再与敏感人士交往。当我要他们提供具体的敏感人士名单时，他们又说这是国家机密。

“失业”

2010年4月17日，《南方都市报》历史评论版编辑朱蒂，因4月11日编发历史评论《爱国家不等于爱朝廷》而遭停职，由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作出批示。这件事让我想起了我这个博客中国主编的“失业”。

2006年10月17日早上，我值早班，值班的时候，我在我自己的专栏发了《要想“爱国”必先成为“公民”》。这篇本来是我之前写的文章，那天我把它找了出来，并加了如下按语：“本文是为2006年4月《中国青年》杂志的约稿，但后来据说太激烈《中国青年》杂志未刊发。虽然时间已经过去了半年，但是思想是不变的，当时在讨论”武汉大学的樱花是不是耻辱？“，而现在讨论的”9.18事件“，都是与日本有关，都涉及到爱国，因此我把此文找出刊发。”

文章发出来后，当时在博客中国担任副总编的郭明虎（网名叫“小国寡民”）看到后，在MSN上要我将文章删除。我就商量性的问了一下，真的要删除吗？郭明虎以为我挑战他的权威，怒不可喝地说：“不删就滚蛋。”我也火了，“滚蛋就滚蛋！”郭明虎接着说，那正式上班之后你去把离职手续办了。正式上班之后，我本来要去办离职手续的，不过我先去找了总编王俊秀，我和他是很好的朋友。王老师说，你不要去办离职手续，他不能把你怎么样的。

其实，郭明虎来到博客中国还是因为我。当时我到博客中国任主编后，邀请专栏作家时邀请他来开专栏。这样他就被方兴东与王俊秀认识了，后来经陈永苗的介绍，他来博客中国担任副总编。他来之前，王老师还问我，郭明虎这个人怎么样，我说还可以。实际上，郭明虎是一个权力欲极强的人，与毛泽东一样容不得别人的挑战，喜欢与别人斗。他曾在很多著名网站，如天涯社区、百灵社区、中国搜索等网站都做过，在这些网站，他不是与员工斗就是与领导斗，最后都被扫地出门。

在博客中国，这件事没发生之前，他对我很好。但这件事却将他本来面目暴露出来。为了达到将我从博客中国“失业”的目的，他找到北京市新闻办网络管理处副处长陈华，说我是在国安挂号的人（之前我与郭明虎交流时，曾提到我被国保“喝茶”）。于是，陈华于11月1日向博客中国下了三条命令：一、博客中国停止更新三天；二、删除何家栋、李新德、李一磊、李玉海等四位专栏作家；三、对责任人博客中国主编进行处理。此事发生后，郭明虎还给王俊秀打电话说，博客中国停止更新三天与他无关。这真是此地无垠三百两，不打自招了。对此，方兴东让我暂时回家休息一个月，躲避一下风头。

此后，郭明虎开始与方兴东斗，写信给董事会，要方兴东不再担任董事长。对此，方兴东当然不干，于是在11月1日将郭明虎扫地出门。随后，我回到博客中国继续工作，然而一天郭明虎去博客中国办公室，看见我在工作，就问其他人我是不是回来工作了。然后，他又向陈华反映，陈华再次要求博客中国处理我。在这种情况下，方兴东再也包庇不了我，我于是从博客中国“失业”。因此，虽然这次“失业”，不是直接源于国保“喝茶”，但间接还是源于国保“喝茶”。

再“喝茶”

再次被“喝茶”是在2009年1月9日，因为《零八宪章》的事。《零八宪章》发布之前的2008年12月9日早上，我得到消息说，作为《零八宪章》发起人的刘晓波和张祖桦，前一晚被“传唤”并被“抄家”，而且我放在张老师家的护照也被抄走了。当时，我实际上已经签署了《零八宪章》。但考虑到我的护照被抄，我想要回我的护照，于是决定不签名而退出。直到今天，这本被抄走的护照仍然没有归还我。不仅没有归还，还将我新办的护照抄走了，真是可恶。

因此《零八宪章》发布时的第一批名单里并没有我的名字。不过，国保告诉我，他们手上的《零八宪章》第一批签名名单里有我的名字。而由香港开放出版社出版的《零八宪章》一书里，第一批签名名单就有我。主编这本书的张老师告诉我，他提供的名单本来是没有我的，但不知道具体什么原因，我被列在了里面。既然国保手里有我的名字、《零八宪章》一书也有我的名字，因此我本人在此正式宣布：我（古川，真名丁访关，北京人权捍卫者）同意签署《零八宪章》。

让我没想到的是，正好是《零八宪章》发布一个月后的2009年1月9日早上，我却接到香山派出所（当时我住在香山）朱警官的电话，说有人在派出所等我聊天。我去了之后，发现是上面提到的王峰与另外两位属于海淀分局的国保，在香山派出所二楼会议室等我。王峰与一个国保坐在中间是空的一圈会议桌南侧，我坐在他们对面，另一个国保坐在我旁边。

王峰对我说，是不是很久没见面，以为我们把你忘了呢？他们问我知不知道《零八宪章》，我说知道。问我怎么知道的，我说从博讯知道的。又问我签没有签名，我说我认同，但没有签名。问我认不是认识刘晓波、张祖桦。我说认识刘晓波，但不熟，与张老师是朋友，经常去他家借书。

在“喝茶”过程中，我夫人李昕艾给我打电话，手机响了。他们不准我接，并要求我关机，把手机放在桌子上。我把手机关机放在桌子上后，王峰中途出去回来，路过我旁边，趁我不注意时把我的手机拿到了他的桌子上。后来，“喝茶”快结束时，王峰与他旁边的那个国保出去，我想趁此机会去拿回手机。但我站起来路过我旁边的国保时，这个国保（姑且称之为“倒地国保”）拦着我，我使劲往前走，他就假装被我推，倒在地上。他倒在地上后，紧紧抱着我的腿，试图把我放倒，并且还大声呼喊另一个国保的名字，让来帮忙。那个国保听到后，与王峰一起回到屋里，把我们分开。分开后，“倒地国保”站起来后，又试图用腿将我扫倒，被我躲过。平息下来以后，“倒地国保”还诬赖我打他，并威胁说，只要我还住在海淀，就会再找我的麻烦。我说，我敢打你吗，这是派出所，你们的地盘。我只是要拿回我的手机，你挡着我，自己倒地的。王峰说，没想到几年没见，你的脾气越来越大了。“喝茶”结束以后，王峰边上那个国保还送我下楼，并安慰我，说他与“倒地国保”都是八零后，我们是同龄人，希望我谅解。

此后，我于2009年4月搬到天通西苑。当然，并不是害怕“倒地国保”找我麻烦，而是因为孩子即将出生，在天通西苑租了一套大一点的房子。搬到天通西苑后，一直没有事情。只是中途的时候，香山派出所的朱警官还打电话，问我是不是还住香山，我说不是。他问我具体住在哪儿，我没告诉他，只是说反正不是在香山。直到刘晓波第一次开庭之前，昌平分局两个国保与东小口两个警察才来找我，在我家“喝茶”。据说，他们把我的地址弄错了，敲了我邻居家的门。后来，他们找到房东，终于找到了我。刘晓波第二次开庭时，昌平分局的这两个国保又来我家“喝茶”。他们来的目的主要就是让我在刘晓波两次开庭时，都不要去现场。不过，这两次国保找我，可把房东吓坏了，以至于不敢再继续租房给我们，让我们到期就搬家。

还需要提及的是，2010年1月8日，我原本准备去泰国旅游。然而，到了首都机场之后，却被边检警察告知：“接有关部门通知，根据《出入境管理法》第八条，禁止出境。”1月10日再去首都机场，还是被告知：“接有关部门通知，根据《出入境管理法》，禁止出境。”

“抄家”

我们搬到新家后，刚好一个星期的4月9日早晨，我夫人李昕艾从窗户上看到我们车的旁边停着一辆车，里面坐着三个人在看报纸，还有一个好似是以前来过我们家的东小口派出所的警察。李昕艾说，是不是来找我们的。我还说，别神经紧张了。十点半的时候，我们下楼去买菜，顺便把扫车的刷子带到车上去，其实主要还是去看看究竟是不是国保。

让我没想到的是，当我们走到我们的车时，里边的三个警察坐直了身子，并启动了发动机，那个来过我们家的警察说，等你半天了，给我们去派出所一趟，有事情要了解一下。李昕艾追问多长时间，他们回答很快。

他们把我带到东小口派出所以后，让我把手机掏出来关机并放在桌子上。对此，我认为是在侵犯我的通信自由权，因此予以拒绝。后来，过来一位自称是副所长的人，问我为什么不拿出来？我说这是侵犯我通信自由，你们要了解什么可以，但我不会掏出手机放在桌子上。然后，这个副所长就提高声音威胁我，我说我记下你的警号。他就说，警号牌我撕下来给你，你敢怎么样。受到威胁，我说我不给你说了，我走了。我站起来时，他也站起来按着我的肩膀，我也就抓住他前胸的衣服。另外两个警察也过来按着我，并且说你先坐下。我于是坐下，我说我与你们国保打交道，今天不是第一次，我与市局、分局的都打过交道。他听我这么说，声音低了下来，开始变得温柔一点。他说他看我站起来，以为我要攻击他。我说我敢攻击你吗，这可是在派出所。

然后，他就说，要是没有毛泽东打下江山，今天会有这么好吗？我说，正是因为毛泽东打下江山，导致了几千万人被饿死。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会更好。他还说什么党是母亲之类的话，我说你这些都是废话，有什么事你就说吧。他却不说事，坚持要求我配合，将手机掏出来关机并放在桌子上，我说这是不可能。后来他无法，离开了。当时李昕艾给我打电话，他们说你不要接，接的话，我们就要抢过来，所以我没有接。我一再问具体什么事情，他们一会儿说领导正从市里赶过来，一会儿又说市局的人正赶过来。十二左右的时候，他们给我打来饭，让我吃饭。

后来我才知道，也就是我吃饭的时候，市局的八九名警察，由王娜带队正到我家抄家，将我家翻了过底朝天，抄走两台笔记本电脑、两本护照、一个移动硬盘、一个U盘、两大本名片册、三十二册手抄笔记本、六十二份打印材料、十二份《中国改革的末路》及《改革之死》作者的协议书和资料领取单、一册古川著《梁启超时代》打印稿、一册吴祚来著《时评是一种力量》打印稿；书籍有：《零八宪章》（珍藏本）一本、《零八宪章与中国变革》一本、崔卫平等译《哈维尔文集》、《通往公民社会》各一本、崔卫平著《正义之前》一本、章诒和著《往事并不如烟》一本、陈子明等著《中国改革的末路》一本、王力雄著《递进民主——中国的第三条道路》一本、张祖桦著《政治改革与制度创新——中国大陆的宪政民主道路》一本、《人权年鉴（2007-2008）》一本、繁体台湾版复印件《极权主义的起源》一本、《大风》杂志一册、《方舟》杂志一册。留下了两页纸共计26项扣押物品的“北京市公安局扣押物品、文件清单”一份，办案人只留下“焦帅帅、李硕”二人的签名。他们还在衣橱内翻出一件印有“还我人权”的T恤拍了照；翻出我们的数张银行卡和存折拍了照。

下午一点的时候，一个自称是市局的人来找我，把我带到另一个房间。带我的人和那个调摄像机的人分别坐在我的侧边，只有一个穿着警服的人坐在我的对面。他们首先向我出示传唤证，上面没有提及任何的罪名。我要看他们的警察证件，带我进去的那人说：根据法律，有穿警服人员在场时，不用出示警察证件。实际上，他们是害怕知道他们的名字，将其公布出去。其实，他们做国保的，基本上都是使用假名。无论是上面提到的王峰、王娜、焦帅帅、李硕，可能都不是他们的真名。

他们首先问我与维权网的关系，认为我是维权网的工作人员。他们说，维权网的问题是国与国的关系问题，维权网背后是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和中央情报局，它们的背后又是美国国会，所以维权网的问题是中国与美国的关系问题。并且还说，为维权网工作，用历史上的话来说叫“汉奸”，用现在的话来说叫“走狗”。实际上，如果说“汉奸”、“走狗”的话，共产党本身就是，它曾经用了苏联的卢布，并且还曾组织大学生游行，高喊“保护苏联”。对此，我予以否认，我说我与维权网没有任何关系，无论是“汉奸”、“走狗”的说法都与我无关。

他们又问我认不认识张祖桦，我说认识，我们是朋友。我说，张老师的来头很大。我的意思是说，张老师曾经与李克强、刘延东等人都是团中央的常委，而且他还是中央国家机关团委书记、中央国家机关党工委委员。罗干曾是他的领导，同为中央国家机关党工委委员。“六四”屠杀后，中共当局一度要他去担任营口市市长，避避“六四”审查风头，可是他断然拒绝，不再与中共当局同流合污。

他们对我说，张祖桦被抄家时搜走的160多万块钱，是维权网给了我们之后剩下的钱。我当即表示，我不是维权网的工作人员，而且那些钱也不是维权网的，是张老师父母和岳父岳母的。他们就问我听谁说的，我说张老师告诉我的。他们就说，你已经成为张老师的一条狗，被他利用。我说，我不是任何人的狗，也没被任何人利用，这是我的独立判断。

他们随后问到第二天会议的事情，说这是维权网主办的，要我不去参加。对此，我说是不是维权网主办的我不知道，而我去不去参加需要考虑一下，我还需要与主办人员沟通。后来我一想，他们这么兴师动众，会议肯定开不成了。这是一个环保方面的会议，题目叫“守望生态中国——生态灾难与政府公民责任研讨会”。本来这个会议不是很敏感的，但只是因为他们认定是维权网主办的，所以调动北京全市国保，阻止这次会议召开。他们对张祖桦、李智英、王德邦、王京龙、王俊秀、陈永苗、姚遥、梁晓燕等人进行“喝茶”。张祖桦、王德邦、王俊秀、李智英甚至被国保守门监视，直到第二天中午才撤离。而王俊秀在会议原本举行的当天，还被所在的西三旗警察从早上九点拉到大兴，在大兴吃了一顿饭后，于下午六点才回到家里。据维权网报道说，有二三十人因为这次会儿而被“喝茶”。当然，遭遇最严重的还是我，不仅被“传唤”还被“抄家”。

王娜带的八九个国保抄完我家之后，去了东小口派出所。她给我做思想工作，要我为父母、为孩子着想。她给我说时，我说你不要给我说这些，我不想听。她说你不想听，我也要说，要尽到我的责任，将你从悬崖边拉回来。她又说，你做了这么多事，为什么就不能说出来的？俗话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你难道就为不自己着想。

她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说法，实际上是撒旦的逻辑。而马克思本身就是撒旦教的教徒。所以，她的说法正好适合共产党的逻辑。当时我想，既然你们说要为了自己，那么你给我说这些，不也就是为了你们自己吗？为了你们自己吃着人血馒头而升官发财，何必打着为我好的旗帜呢？

传唤于下午四点半正式结束。从十点半开始，我已经在派出所滞留了整整六个小时，从正式传唤开始，也已经滞留了三个半小时。这些时间都是被他们的废话所浪费。传唤结束时，要我签字，我拒绝。我说，在刘晓波案，你们随意把对别人传唤的材料掐头去尾来作为起诉刘晓波的证据，因此我拒绝签字。他们就说，那你写上本人拒绝签字，签上你的名字。

在传唤的时候，他们问我对刘晓波案的看法，我说，这是因言获罪，你们公检法是一伙的。本来没什么事，你们却无限放大，现在让刘晓波有可能还会获得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他们就说，你的意思是刘晓波被判刑入狱，你觉得是好事。他们又接着说，从魏京生、徐文立开始，凡是与国家作对的，没有好下场。对此，我说，要看什么叫好下场？当1949年共产党没有夺得政权之前，国民党肯定说共产党没有好下场，但是历史是在不断变化的，你看南非的曼德拉、韩国的金大中，他们是不是有好下场呢？他们就说，你的意思是将来有一天你要来审判我们。我说，这可是你说的，我并没有这么说。当然，每一个中国公民都在期待着审判他们时间的到来。

2010年4月23日，写于被“传唤”并被“抄家”之后第十四天。

附：

要想“爱国”必先成为“公民”

文/古川

按：本文是为2006年4月《中国青年》杂志的约稿，但后来据说太激烈《中国青年》杂志未刊发。虽然时间已经过去了半年，但是思想是不变的，当时在讨论“武汉大学的樱花是不是耻辱？”，而现在讨论的“9.18事件”，都是与日本有关，都涉及到爱国，因此我把此文找出刊发。

时下，由于樱花，在武汉大学引起了一场“是不是耻辱”的争论。据说武汉大学的樱花是日本侵华时为了安慰日本军人的思乡而栽种的，因此被认为是一种耻辱。这件事让我想起了柏杨先生的话：“中国人可以说是天下最爱国的动物，连拉屎都要扛出爱国的招牌……”也许，我们确实需要反思一下，今天，我们该如何“爱国”？

对“爱国”而言，首先最应该追问的是，究竟什么是“国家”？

在《现代汉语词典》把“国家”解释为“阶级统治的工具”。实际上，这样的解释明显带有意识形态的色彩，也是不符合人类的历史与我们自身的感受。把国家解释为“阶级统治的工具”就意味着国家与普通的公民没有任何关系，它变成了奴役公民的工具而已。更确切的解释应该是“国家是一种社会之公器，是为了维护公民的自由与财产安全而设置机构”。因此，“国家”存在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公民的财产安全与自由。

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三种不同性质之国家，一是“家国”，即国家被一家一姓窃据，被当作是“一家一姓之私产”，从夏朝到清朝，都属于“家国”的范畴；二是“党国”，即国家被一党一派窃据，被当作是“一党一派之私产”，国民党统治大陆时期就属于“党国”的范畴；三是“民国”，即国家被公民所掌控，被当作是“社会之公器”。只有“民国”才真正回归了国家“社会公器”之本质。

对所谓“家国”与“党国”而言，是不能“爱”的，相反，要与之不合作。只有当且仅当是“民国”时，才能爱之。

由是观之，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国家是社会之公器，公民是国家之主体。

作为一个公民，拥有不可剥夺、不可被侵犯、不可转让的基本权利，如财产权、生命权、思想言论自由权、政治参与权等等，权利是人之为人的最起码的尊严。当自己的公民权利受到侵害时，要勇敢地起来捍卫自己的公民权利。公民之所以被称为“公”，还在于每一个公民都有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与义务，公民权利与公民义务是相对应的。

世界各国的现代化与发展历程已充分表明，一个具有自由精神的民族，一定会建立一个自由公正的政府；而一个充满奴性的民族，则会屈服于强权的统治。也就如俗语曰：“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人民，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因此，社会的进步离不开公民素质的提高，合理的现代化的制度框架，更是需要有相应素质的公民支撑不可。要成为一个合格与健全的公民，就需要我们每一个公民获得公民常识方面教育。公民常识的教育是让人成为人的一些现代文明的基本理念、基本价值、基本知识与基本行为准则。公民常识的教育是以尊重人的权利、唤醒人的尊严、珍惜人的价值为开端来重铸灵魂，使我们告别奴性与臣民意识。因此公民常识的教育是国家根本，这也就是已故的李慎之先生“想做一个公民教员”之原因所在。

对于今天的我们而言，要想爱国，就必须成为一个健全的公民，一个在人格与精神上健全的公民。也就如胡适先生所言的：“争取自己的自由就是争取国家的自由，争取自己的人格就是争取国家的人格。一个真正的开明进步的国家，不是由一群奴才造成的，而是由有独立个性、有自由思考的人造成的。”

总之，对当下的中国而言，爱国就是先做一个“公民”，然后让更多人做“公民”。

2006年4月17日

古川：梁启超时代是一个被遮蔽的时代

文章来源：议报 更新时间：3/2/2010

有人将发生于1919年的“五四”运动，看作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逻辑起点。也有人将发生于1898年的“戊戌变法”，看作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逻辑起点。实际上，这两种看法都不对。这一逻辑起点，如果从“五四”运动开始，应该向前推进三十一年；如果从“戊戌变法”开始，应该向前推进十年，即推进到1888年。

1888这一年，值得历史大书特书。这年7月27日，慈禧发布同意光绪第二年（即1889年）大婚并亲政的懿旨。而同年阴历十月初八日，康有为第一次上书光绪皇帝，请求变法。此外，还有首任台湾巡抚刘铭传正式上任，台湾省正式建立；中国第一条运营铁路——唐山胥各庄铁路，延伸至天津；清廷任命丁汝昌为水师提督，北洋海军于山东威海卫的刘公岛正式成立军队……在这所有一切之中，最重要的当然是光绪亲政与康有为上书，由此引发了后来的“戊戌变法”。

“戊戌变法”第一次提出了由传统中国走向现代中国的系统方案，即以日本为榜样，从根本处着眼进行变法，全面改造中国的一切政事制度，包括政治制度、教育制度、军事制度等，即对“一切政事制度重新商定”。

在此之前的洋务运动，却是在不触动传统中国社会结构的前提下，试图仅仅通过引进西方的坚船利炮、科技器物，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这一作法显然游离了现代化的本质。因为现代化不是科技现代化，而是政事现代化。而且，历时近三十年的“洋务运动”，却经不起两场战争（中法战争与中日战争），特别是中日战争的检验，其成果被这两场战争打得灰飞烟灭。

“洋务运动”的失败，使康有为率先于1888年第一次上书清帝，要求对传统体制进行变革。1888这一年，也因此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元年。正因为如此，所以梁启超在《康有为传》中表示：“20世纪新中国史，必自康有为写起。”

1888年之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经历了四个时代：即1888-1919、1919-1949、1949-1978、1978-2008，可以分别命名为“梁启超时代”、“蒋介石时代”、“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

对后面三个时代的命名，相信不会引发什么争议。会引发争议的，可能是对第一个时代的命名。这一时代的命名，能有资格与梁启超进行竞争的，还有康有为、袁世凯、孙中山。

先说孙中山。虽然他发起了一系列起义，引发了辛亥革命，建立了中华民国，并担任了第一任临时大总统。但是，在袁世凯与梁启超联合之下，他却被排挤与边缘化，以致要不断地发起“二次革命”、“护法战争”、“北伐战争”，试图挣回自己的时代。也就是说，这一时代是不属于他的。他的时代，后来通过其遗属执行人之蒋介石体现出来。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蒋介石时代即孙中山时代。

对袁世凯而言，虽然他逼退了清朝皇帝，结束了两千多年的皇权专制，并担任了第一任中华民国正式大总统，留下了持续十多年的北洋政权。但是，他的影响却只限于政治方面，也不能体现这一时代。

至于康有为，虽然梁启超是他的徒弟。但是梁启超的名气，很快就超越了他。因此，更不能代表这一时代。

只有梁启超，才能代表这一时代。他不仅参与了“戊戌变法”、“清季革命”、“立宪运动”、“护国战争”、“五四运动”、“国民运动”等政治活动，而且还首先倡导“新民”、“新文体”、“史学革命”、“小说革命”、“诗界革命”等思想运动，将各种“主义”与“学说”引入中国，成为几代青年的启蒙导师。

梁启超曾评价李鸿章说，从1860年起，“四十年来，中国大事，几无一不与李鸿章有关系”。这一评价也适用于梁自己，从1888年起，“四十年来，中国大事，几无一不与梁启超有关系”。

对此，比梁启超小一辈的梁漱溟说：“当梁任公全盛时代，广大社会俱感受他的启发，接受他的领导。其势力之普遍，为其前后同时任何人物——如康有为、严几道、章太炎、章行严、陈独秀、胡适之等等——所赶不及。”所以，用“梁启超时代”来命名这一时代，完全没有夸大。

“梁启超时代”与“蒋介石时代”、“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的最大不同在于，变革动力来自民间，来自社会，而不是来自“极峰”，来自官府。

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都是最高执政者，而梁启超虽然先后出任过司法总长和财政总长，却不是最高执政者。在大多数时候，梁启超都是以一介布衣，指点江山、塑造历史的。

民间成为变革之动力，正是“梁启超时代”之特质。无论是“戊戌变法”、“清季革命”、“立宪运动”，还是“五四运动”、“国民运动”，都是由民间发起的。从其起点之“戊戌变法”，到终点之“五四运动”，都体现出这一特质。

不仅如此，这个时代还是一个生机勃勃的时代。不仅让自由、民主、人权、宪政等思想，首次系统传入这个古老帝国，落地生根，而且还让这个遭受了近八十年侵辱的古老帝国，首次以战胜国身份跻身国际和会，争权国际之平等权利。

不过，由于“梁启超时代”至今依然被遮蔽着，所以本书的目的就是拔除乌云，将“梁启超时代”一一呈现出来。总的说来，这个时代以1912年中华民国的成立为界，大体可以分为前后两个年代，即“变革年代”与“立国年代”。

本文为笔者所著《梁启超时代》之《前言》。

古川：人人都是纳税人——推荐《追问“阳光财政”——2009公民税收手册》

文章来源：《公民》月刊　更新时间：12/15/2009

今年早些时候，笔者被国安人员问话。当时，笔者表示，作为一名纳税人，有权利对中共当局提出批评。对此，国安人员却反问我，你是纳税人吗？我当即理直气壮的说，我当然是纳税人，我每年都交个人所得税。

实际上，无论是我本人，还是国安人员，当时没有搞清楚的是：无论是否交了个人所得税，我们都是纳税人。也就是说，人人都是纳税人。对此，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曾经在2006年写过一篇题为《我们到底交了多少税？》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写道：“事实上任何一样消费，不管是在超级市场买东西，还是用电交电费，打电话交话费，里面统统都有税。只不过你不知道而已。国外一般把价和税分开，居民花的钱里多少是价，多少是税，都很清楚。而在我国，有意无意地把价和税混在一起，所以大家搞不清自己交了多少税。党和政府的一切开支都是由大家所交的税款维持的，所以说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这话不是光说说而已，而是货真价实的。”

既然人人都是纳税人。那么，我们是如何成为纳税人的呢？对此，有人根据中国税率计算出的一些日用商品中的含税份额：

一袋价格为2元的盐，包含大约0.29元的增值税和0.03元的城建税；

你去餐馆吃饭，最后结账时不论多少，餐费的5.5%是营业税及城建税；

每瓶3元的啤酒包含大约0.44元的增值税、0.12元的消费税和0.06元的城建税；

如果你吸烟，每包烟8元，其中大约4.70元是消费税、增值税和城建税；

你去理发店理发，费用的5.5%是营业税及城建税；

你花100元买了一件衣服，其中包含14.53元的增值税和1.45元的城建税；

如果花100元买一瓶化妆品，其中除14.53元的增值税外，还包含25.64元的消费税和4.02元的城建税。

上面这些缴税数据就是《追问“阳光财政”——2009公民税收手册》记载的“税的常识”，也是“税收的真相”。正是为了“普及常识，追寻真相”，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于2009年11月，推出了《追问“阳光财政”——2009公民税收手册》。这是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继2007、2008年公民税收手册之后，第三次推出的公民税收手册。

这本书揭示的“税收的真相”之一，就是前面提到的“人人都是纳税人”。对此，本书这么叙述：“一个人生活在社会中，哪怕是乞丐，只要有购买行为，就免不了交税。此外，人们在生活中的其他场合也可能交税，例如，当你的工资收入超出一定标准，要交个人所得税；如果你买车，要交车辆购置税、车船税；如果你买房、卖房，要交相关的契税、印花税，也可能交营业税、个人所得税与土地增值税；如果你办企业，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涉及的税赋就更多。可以说，在生活中的每一天、每一个角落，税收无处不在，人人都是纳税人。”

在这本书中：还有一个《阿宏生活一天的税费》的虚拟故事，记载一个工薪族从起床到睡觉平时一天缴纳的税费，“这一天，阿宏一共缴纳了321.62元税费，其中直接纳税112元。这一天，阿宏的开销是803.8元，其中包含209.62元的税费，占消费额的26%.”这个故事又进一步揭示了“人人都是纳税人”。

实际上，这本书还列出目前征收的20多种“法定税收”：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外企所得税、个人呢所得税、资源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城市建设维护税、土地增值税、房产税、城市房地产税、车船税、车辆购置税、印花税、契税、烟叶税、关税、船舶吨税等。除了上面这些“明税”之外，还有许许多多的“暗税”，如超计划生育罚款。据统计，超计划生育罚款高达某些乡镇财政收入的一半左右。而北京市城管队拥有的“合法”罚款权竟多达285项。

为此，这本书还从“净税”的角度分析出中国的税负水平：“从政府收费繁多、花销巨大并且公共福利薄弱，税收制造特权，却很少用于福利方面来看，中国被《福布斯》杂志多次列为‘全球税收痛苦指数排行榜’的前几名，反映的恰恰是社会净税水平较高的现实。”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这就涉及本书揭示出的另外两个“真相”，即“无代表权不纳税”与“法律是税收的基础”。正因为不知道这两个“真相”存在，导致作为纳税人的权利缺失。为此，就需要“人人都是纳税人”的我们，利用这两个“真相”去争取“纳税人权利”。

■《追问“阳光财政”——2009公民税收手册》，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2009年11月出品。本书的电子版下载地址：http://transition.org.cn/public/shuiquan09.do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