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川：悼念包老 走向未来

博讯北京时间2007年11月05日 首发

2007年10月29日0时16分收到浦志强的短信，告知：”包遵信先生已于2007年10月28日18时在京病逝，享年70岁。敬请各位师友同道相互转告，以缅怀这位引领八十年代青年走向未来的启蒙者！”

实际上，早在10月24日，与张祖桦老师见面时，他就告诉说，包老已经在医院，这是第三次脑溢血发作了，前两天刚出院，由于在家摔倒，头着地，因此很危险。医生说如果做手术只有1%生还的希望，但家人还是决定做手术。

但是，直到收到浦志强的短信，才知道包老确实已经离我们而去了。

在记忆里，曾经三次见过包老。第一次是2004年参加为章诒和的颁奖，包老不顾老迈，与我们一起长途跋涉到北京郊区的小山村，那次颁奖仪式很成功，虽然也有便衣秘密参与了，但基本没有受到骚扰。包老给人印象是和蔼可亲，还让包老留下联系方式。

第二次是2005年，具体时间忘了，在三味书屋参加公民半月谈。那次忘了是谁主讲，但记得包老去了。

第三次也是在2005年，有一天与张祖桦、王治晶、张耀杰、俞梅荪一起去包老家，听包老和蔼可亲的教诲，后来在他家附近的饭馆一起吃饭。

历史应该记住今天，2007年11月3日，不仅仅要记住我们与包老的告别，也要记住极权者的荒唐与无耻。早上08时51分，在去参加包老告别仪式的路上，又收到浦志强的短信：”我被带到樊家村派出所，不能前去送别包先生上路了，麻烦朋友们帮我跟老包告个假吧，此刻泪如雨下。”

向死人告假，真的很荒唐，但只有在极权体制下才会出现。这实在让人悲愤，”亲戚或余悲，他人既已歌”.当即给浦志强回复，”真是太无耻了，人都死了，连告个别都不让，也是不自信的表现。同悲同苦别包老，追忆追思向未来！”

包老，怀着沉痛的心情向您告别，看到您那慈祥的脸，知道这将是最后一次看到您了。但当看到您静静躺在鲜花中时，又不忍心打扰您的美梦，只能在心里说一声，”包老，一路走好！”，轻轻地把一束白玫瑰放在您的身上。

当棺材盖即将合上的那一刻，我知道，作为后生的我再也不能见到您了。作为一位80后出生的青年，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读到您主编的《走向未来丛书》，也没能够亲自聆听到您在天安门广场发出的声音，但您的思想、您的风骨，将驱使我继续向前，走向未来！

但如何走向未来呢？著名法学家于浩成先生的挽联”一生追求真理，传播真理，堪称启蒙先导；到死追求自由，捍卫自由，无愧维权英雄。”启蒙和维权，是中国近三十年来的主题。但对推动中国社会向公民社会的转型而言，最有效的还是维权。因为维权不仅仅可以维护民众的权利，也可以在维权过程中对民众进行启蒙。因此，只有维权，才是走向未来的道路。

口述：黄万里为什么反对三门峡

口述/丁玉隽 记录整理/关昕

引发争议的三门峡大坝

黄万里晚年同样不赞成修建三峡大坝

他不停地写，不停地上书，一直到写不动还在写，也不管他的右派身份。他说，我只管写，听不听、采纳不采纳是领导人的事。他这种坚持真理的精神是一贯的。

黄万里：原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因反对三门峡工程成为清华大学三大右派之一，后被称为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标本。

丁玉隽：国民党元老丁惟汾的小女儿，黄万里的妻子，早年留学日本，后就职于清华大学。

我的丈夫黄万里1911年生于上海，他是民主人士黄炎培第三子，1932年毕业于唐山交通大学，1934年赴美，相继在康奈尔大学、爱荷华州立大学、伊利诺大学学习，1937年春学成归国。

“以后请你不要再来了”

1937年黄万里回国乘坐的轮船经过日本，此时正好是我们放春假的时候。先前我们每次回国都是坐日本船，我有一个同学是上海人，她很活跃，她说我们这次回去坐坐美国船，看看美国船的服务怎么样。我们就选了从美国经过横滨的船，而这艘船上正好坐着黄先生。

我们从东京坐火车到横滨上船。我们一群女孩子，和黄万里他们一群从美国回来的男孩子就这样相遇了。

他们的年龄比我们大得多。我与黄先生之间相差6岁，我当时就觉得他是年纪很大的人，一定很有社会经验，但对他没什么好的印象。我觉得我比他小那么多，他把我当小孩子看待。他童心未泯，非常天真诚恳，感情丰富，和他在一起觉得很放心。在船上度过两天一夜，走的时候大家互相留了地址。

后来，他从南京下了火车，提着他的小箱子，拿着他的履历表，就来找我了。我都差不多忘记了，我觉得他是挺老成的一个人，但没有觉得可以和他做朋友。我还在念书，在女子学校也没有接触过男孩子，根本没想过要找一个男朋友。

第一次他来我家时父亲没看见，第二天再来时，父亲看见了就问我，怎么认识的？我说在船上认识的。父亲又问我，他是什么地方的人？我说他是上海人。父亲说，上海人是靠不住的，你怎么可以随随便便让他到家里来。我说，我又不是只给他留了地址，而是给大家都留了，以便以后互相联系。父亲亲自到客厅对黄万里说：“以后请你不要再来了。”

当时南京有一个单位接收这些从国外回来的专业技术人才，我姐夫也在这个单位，黄先生就认识了我姐夫，通过我姐夫找到我们家里来。姐夫和姐姐正筹备结婚，我们大家经常凑在一块儿玩。父亲不同意我们的婚事，黄炎培老先生知道后，找来一个朋友提亲。但那个人不敢跟我父亲说，怕被父亲回绝了，耽搁了几个月，后来黄老先生又找了我父亲的秘书陈希豪来说。陈希豪与黄老先生有交情，挺仗义，父亲非常信任他，因此就同意了。我也同意了。

后来抗战爆发，上海打仗了，南京开始撤退。我就回不了日本了，也没有地方可念书。中国在战乱的时候，有女儿的都要赶快出嫁，免得麻烦。我那个时候无所谓，觉得黄先生挺老实的，比较靠得住。他喜欢比较自然、比较朴实的人。如果按照他当时的情况以及他的关系，他可以找到很漂亮的女大学生，但他没有这种想法。

他开着破吉普车来结婚

后来国民政府瘫痪了，很多人都往后方撤退，我们家也退到了庐山。当时黄万里已经在四川水利局找到工作，要去四川。他开着他父亲的破吉普车来庐山与我结婚。由于是在战乱，婚礼很简单。当时黄老先生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已从南京迁到武汉。婚礼后，我们也要路过武汉去四川。本来那是一辆破汽车，可黄老先生舍不得，就让他把车开到武汉。然后他开着车，过了九江，但车开到长沙坏了，没法再修，就把车丢在了长沙。之后我们从长沙坐火车到武汉。

我在武汉见到了黄老先生，他非常高兴，给我们做了很多去四川的准备工作，到宜昌的船也是他帮助我们办理的。从武汉坐船到了宜昌，但民生公司没有船了，我们只好租了艘木船，逆流而上。这是很危险的，很容易翻船。幸运的是，没走多久就碰到从南京来的家属逃难大船，我们丢了小船上了大船。巧合的是，我们家人正好就在那艘大船上。

四川8年是我们一生中最宝贵的8年，我们6个孩子有5个是在四川生的。第三个孩子出生在一个工地上；黄先生在三台整治涪江航道，我们有个孩子就是在那儿生的。

我们住在江边的高坡上，茅草屋。1940年三台被轰炸过，我们住在三台县城一个银行行长的房子里，当时我和孩子们就在门旁边。房子对面的街上爆了一个小小的炸弹，幸好没有伤着人。如果炸弹再多投一个的话，我们就麻烦了。后来，他们水利局的人都去收拾炸弹留下的残渣。

在四川期间，货币贬值严重，工程人员很难靠薪水生活，因此黄先生就组建了长城公司，承包工程，包括为美军建机场、修宿舍。美国飞机从那个机场起飞去轰炸日本军。但这个公司在抗战胜利后就结束了，工程人员各奔前程，黄先生回到了南京水利部门。

水利部门先派他去江西，后来又派到甘肃做水利局长。我们刚到甘肃的时候特别不喜欢那里，后来住了一段时间，发现那地方很好，夏天很凉快，没有蚊子，有各种瓜，比如哈密瓜。他在那儿大干了一场，把老部下都带过去了，做了好多工程。他二哥黄竞武在上海被害后（编辑注：黄竞武为黄炎培次子，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的父亲。在上海解放前夕被国民党特务逮捕杀害），省主席对他很好，说你赶快走，不走要出问题。他就把我们送到上海。当时上海已经被解放军围攻，我们半夜下了飞机出不了机场，第二天清早才出去，后来我就在上海等到解放。他从甘肃辞职，去了香港，之后从香港到了上海。

反对“三门峡”工程

1949年，上海刚解放，东北农林部就到上海来招聘建设东北人员，黄万里去应聘了。我们8月份离开上海，9月18号到达沈阳。他在东北水利局做了一个冬天，1950年去了唐山交通大学。

在唐山，黄先生开始尝到政治运动的滋味。黄的同事沈智扬被扣上“贪污”的罪名，黄先生对他说，“你要是贪污了就必须承认，但你要是没贪污，也不要瞎说一气，瞎说也不好。”这话被工人听到后，黄万里遭告发，成了被怀疑与批查的对象。

1953年，全国院系调整，黄万里调到清华大学。1956年，黄万里不同意苏联专家提出的“三门峡”规划方案，坚决反对上马“三门峡”工程。他在大会上说：“你们说‘圣人出，黄河清’，我说黄河不能清，‘黄河清’，不是功，而是罪。”《中国水利》却在1957年第7期刊登他们当时开会的情况，包括他在会上的发言，第8期却是批判他的文章，第9期还是批判他的文章。人家怎么批判他，他当时在会上怎么说的，都是历史事实摆在那里。

现在，三门峡的问题是已经明摆着的了，各种杂志、网上都有很多材料，大家都看见了。在他活着的时候，没有人认为他的意见很重要。

1957年春，黄万里在清华校刊《新清华》发表短篇小说《花丛小语》，批评“三门峡”工程。清华大学多次开会批判他。校党委向他宣布划为右派分子的处分决定时，他说：“伽利略被投进监狱，地球还是绕着太阳转！”。虽然我没有直接听到他说这样的话，但这样的意思肯定是有的。

清华大学水利系教师胡家博、李亚莉和当时的学生党治国、李晓凤、张锡彩等人，也因为黄万里辩护而被打为“右派”，特别是党治国，受了很多苦，还差点被枪毙。黄先生虽然在单位遭到批判，但他回家后照样干他的，看书、洗澡、出去遛达，这些遭遇不妨碍他，不影响他。

他被打为右派之后，先是在密云水库工地劳动。我去工地看他，住在半地窖里，又冷又饿。直到1960年才从工地撤回来。那时正是生活紧张的时候，我们住在清华解放前盖的新林园平房里，院子很大。他就在院子里种玉米、南瓜、各式各样的豆子，虽然以前没种过，但种得好极了。甚至到1964年的时候，还剩下几百斤老玉米，后来都喂鸡了。北大有几个男同学，每个礼拜都来吃一次。文化大革命闹得最厉害的时候，我们被赶出来，职工抢进去住了，一所房子住两家人，院子里盖了很多小房子。

1966年“文革”爆发后，清华附中的红卫兵来抄了我们家，没有抄到什么。8月24日，我被校医院叫去开会，开完却不让我回家，让我在办公室坐着。等我回家一看，黄万里已被红卫兵打得浑身是血。后来黄先生自己给周总理写了一个条子，具体写的什么，我记不清了，但肯定是反映清华打人的事。我把这条子送到国务院接待室去。几天后，上面派人来清华宣布，不准打人。

1969年，我们被下放到江西鲤鱼洲血吸虫疫区，后来有些人得了血吸虫病。我们住在像兵营一样的大仓库里。黄万里被斗得精神恍惚，连自己都搞不清是不是特务了，还给大女儿写信，让大女儿帮助回忆一下，自己是不是特务。1970年6月的一天，黄万里中暑了，发高烧，但两个头头折磨他，说，要到39度才可以不干活。1971年，我们才从江西回到北京。但黄万里仅仅在北京呆了半个月后，又被下放到三门峡水库打扫厕所。他身体不好，前列腺出了毛病，甚至出现了血尿。“四人帮”垮台后，他回到北京治病。

“一直到写不动还在写”

1978年，清华大学三大右派之一的黄万里在全校最后一个摘掉了右派帽子。那时他已经退休，实际上应该是离休的。

1949年10月以前参加革命工作的算离休，而他1949年8月在上海参加过招聘团，担任东北水利局顾问，那时起就享有供给制，没有工资。但清华没有管他这一段历史，改为退休了。当时小女儿生小孩，我正好去美国。走的时候，我说你一定要知道你应该是离休而不是退休，可是清华还是给他办了退休手续。我回来说不对，让他们去调查，他们调查了一年多，没有结果。

后来当过清华校长、以前在东北农林局管水利的刘达说，你们不要调查了，我知道黄万里什么时候到的东北，他是1949年9月到的，应该算离休。清华才停止调查，给他改为离休。离休是一种政治待遇，还有工资差别，离休是100%，退休是80%多。而公费医疗，离休是可以全部报销的，这一点很重要，要不是离休待遇，后来他五次手术，连工资都不够。

虽然离休了，但黄先生仍然要上课，要发表他的意见，发表他的论文。没有别的意图，不是说他上课，要给他加工资。解放前他就是二级工程师（教授），而他去世的时候还是二级工程师，这些他不计较。但这是资历的问题，一直是二级工程师，那你这个人几十年干了什么？

当时，学校让他申请带博士。他说我有资格带博士，我不用申请，要考虑我的资历，考虑我的学识，你们认为我能带博士，那就应该聘请我，而不是我来申请。他不申请，但学校有关方面说，假如你不申请的话，就不能带博士，所以他就一直没有带博士。

80年代上马三峡工程，他一开始就反对，写过好多文章，给每一个总理上书，写他的意见，一直到他写不动还在写，也不管他的右派身份。他说，我只管写，听不听、采纳不采纳是领导人的事。

他这种坚持真理的精神是一贯的。

1998年长江洪水后，黄万里感到以前在水利授课上有不足，于是向系里呈上书面申请，列出讲义，要求上课。系领导同意了他的请求，为他安排了一堂给研究生班和教师的课。黄先生很高兴。那一年他88岁，身患癌症。他指定要穿白色西服，打上红色领带、戴着黑色领巾。他觉得讲课不容易，要穿得整齐，才能提高学生注意力。他坚持站着讲课，自己写板书。

2001年8月20日，清华大学水利系为黄万里举行90周岁生日祝贺会。之前，他表示希望能坐轮椅到会上去，但19日开始发高烧，没能去成。27日，就去世了。

2004年，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赵诚的《长河孤旅——黄万里九十年人生沧桑》。这本书写了很多材料，都是有根有据的。（黄万里）他写东西，年月日肯定是要写上的。这是他一贯的习惯，也是他父亲黄炎培的习惯。

（《国家历史》2007年10月上旬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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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惟汾往事：与廖仲恺并称为孙中山“左膀右臂”

他干了一辈子革命，又是国民党元老，临走的时候，只存下六个一两一个的黄金，仅仅六个。我给他放在内衣的口袋里，一边三个。我送父亲到机场，看着他上了去台湾的飞机。我知道这将是我最后一次见父亲了。

国民党元老丁惟汾和廖仲恺被同称为孙中山的“左膀右臂”。蒋介石独揽大权后，为巩固统治，让陈果夫、陈立夫制造出“蒋家天下丁家党”的说法。

丁惟汾最小的女儿丁玉隽，1917年8月30日出生，早年留学日本，后就职于清华大学。其夫为清华大学教授黄万里。黄万里的父亲则是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

（口述/丁玉隽　记录整理/关昕）

“唯丁是赖”

有人曾经说父亲与廖仲恺是孙中山的“左膀右臂”，这是在我出生之前的事，可能是事实。

我父亲名叫丁惟汾，生于1874年（清同治十三年）农历9月28日。1903年入保定留日预备学校，次年以官费赴日留学，进日本明治大学，学习法律专业，并追随孙中山先生，参与反清革命活动。

同盟会成立后，丁惟汾被推定为山东省主盟人，负责联络山东革命同志。当时共有留日学生400余人加入同盟会，而山东就占了1/8，因此孙中山曾有“唯丁是赖”的评语。

1907年，父亲回国，担任山东省法政专门学校校长和山东同盟会负责人，在学校和山东各地发展会员。

武昌起义后，父亲假法政学堂拟山东独立大纲，推翻保皇的谘议局，成立山东省各界联合总会，公推夏莲居为会长，并力促山东巡抚孙宝琦宣布独立。但孙宝琦出尔反尔，刚宣布独立不久又取消独立。袁世凯派人到山东捕杀革命党人，父亲去上海与陈其美联络，准备组织武装起义，直至南北议和。

有人曾经说父亲与廖仲恺是孙中山的“左膀右臂”，这是在我出生之前的事，可能是事实。有一个出版社出版过一本关于丁惟汾历史的书，那里面比较真实。

我父亲常常对人说，在国民党人中，他比较喜欢何香凝和宋庆龄。退隐上海期间，他与廖仲恺的夫人何香凝先生有来往。父亲经常带我去何先生家。何先生喜欢画画，记得有一次去何先生家时，她正在画一只老虎。何先生问我喜欢不喜欢，我说喜欢，她就把画卷起来送给了我。我父亲回到南京后，就没有再与何香凝私人之间来往了。

父亲比较内向，不喜欢空发议论，或做表面文章。他在不张扬自己的情况下，帮助孙先生工作。现在，很难看到有关丁惟汾与孙中山关系的材料。父亲与廖仲恺是孙中山比较亲近的人，这可能是事实，也可能是别人因妒嫉而提出来的。父亲跟着孙中山走来走去，那是事实。可是他是那么被重视吗？和廖仲恺先生并列？我觉得他还不是那样一个人。

“革命家庭”

在国民政府成立以前，我认为他为中国革命出过力量，在反清、反军阀、建立民国的过程中算为革命力量。

我母亲是他的第二个太太。他还有一个太太在日照农村。他与我母亲结婚后，就把我母亲带到广州。我有个哥哥，我是第二个孩子。可等我们出生后，他的工作迫使他不能带家属在身边，于是只能把我们放在别的城市，像天津、北京、上海、青岛我们都待过。只要有国民党年轻同志搞革命活动的城市，我们的家就安在那儿。这些人一方面可以方便照顾我们，另一方面在紧急情况时他们可以躲在我们家。

很小的时候，我父亲就不在家，一直在外边搞革命工作。家里有母亲、哥哥和我，还有照顾我们的阿姨。那时是张宗昌、张作霖时代，国民党年轻干部来来往往，有时给我们送些钱，有时到我们家躲藏。当然，他们做的是地下工作。

有一次父亲半夜里回来，我们当时住在上海，我大概两三岁的样子，他说我看看这“小丫”。记得我正在睡觉，迷迷糊糊地知道父亲回来了，但没有看清他究竟长什么样。

1949年以后，我看到哪个“革命家庭”，我就“哎呀，我父亲也是那样的人，我们也是‘革命家庭’”。当然，像我这样的家庭，出身肯定是被认为不好的。总要批判家庭出身，说我出身在最坏最坏的官僚资产阶级家庭，我的父亲是怎样怎样的反动。我的家庭出身只能这样说，叫我怎么说呢？

我父亲是国民党中央委员，在民国还是有功的人。我不能这样说，否则就会盯上我。老实说，批判他是最反动的官僚资产阶级，可是他够不上资产阶级。他不是资产阶级，没有钱，只是一个干实际工作的人。

在国民党里，我父亲是左翼，参与过第一、二次国共合作。在国民政府成立以前，我认为他为中国革命出过力量，在反清、反军阀、建立民国的过程中算为革命力量。

我9岁的时候，亲生母亲在济南去世了。父亲没有再结婚，而把那个农村的太太接出来。10岁时，也就是北伐成功后，我们家又从济南搬到北京，住在什刹海。如果父亲想看我们，就先到天津租界，然后再把我们接到天津团聚。

“蒋家天下丁家党”

国民党建立南京政府以后，存在一种“蒋家天下丁家党”的说法。我觉得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他在国民党里地位比较重要。他在北京创办了国民党青年组织。那时国共合作，国民党方面是他，共产党方面是李大钊，他们都住在东交民巷的苏联大使馆。

当时，他们认为军阀张作霖不可能违背国际公法搜捕大使馆，但张作霖毫无顾忌地搜捕了，还逮捕了很多人。李大钊与路友于、郑培明等人一起被捕。那一天，父亲恰巧有事外出，不在使馆。父亲的随从丛玉山，赶到东交民巷巷口等着他，告诉他李大钊他们已经被捕了，您赶快走吧。父亲就逃过了这一劫。我们当时住在天津租界，我刚刚会看报，看到李大钊被绞死，印象很深。但我不知道父亲逃到哪儿去了，在报纸上也没有看到父亲的消息。

另一方面，南京政府成立以后，蒋介石就想重用陈果夫、陈立夫这两个人，把丁惟汾换下来。因为革命已经结束，要巩固统治了，可能蒋介石知道我父亲不会跟着他走，就让陈果夫、陈立夫造出“蒋家天下丁家党”的说法。意思是说，虽然现在是蒋介石的天下，党却在丁惟汾手里。这是一种中伤，暗示我父亲在国民党里的地位很重要。

蒋介石想尽一切办法排挤他，但他的中央委员职务还是有的，虽然只剩“虚名”。实际上，那时父亲都60岁了，对政治已经厌烦，不想在国民政府里工作了，就想退出来。在南京政府成立之前，父亲就在南京建立中央党部。中央党部稳定后，他就提出不做官员了，要退出政界，去上海写书。

1928年，父亲去了上海，住在公共租界同孚路（现石门一路）大中里432号一个普通石库门房子里。每到月底陈果夫就给我父亲送来薪水。我记得陈果夫穿着中式大褂长袍，像一幅小商人的打扮。我13岁时，国民党坚持要请我父亲回南京，蒋介石也亲自到上海邀请，于是他就答应了。父亲到南京后，担任国民政府委员、监察院副院长（院长于右任）、考试院副院长（院长戴季陶），一直到抗战。

国共合作

抗战期间，父亲住在重庆林园，与蒋介石、林森住在同一个院子里，我还多次去过那儿，但没有碰到过蒋介石。国共第二次合作期间，曾有在陕甘宁边区设一自治政府之议。共产党方面希望丁惟汾担任主席，据说林伯渠、董必武曾写过信邀他，周恩来也多次找丁惟汾晤谈，希望他能去与共产党合作共事。他本来准备去，但由于给他配备的人员不合适而最终没有成行。实际上他那时已经70多了，没有兴致了。

重庆“国共谈判”期间，毛泽东到重庆后第三或第四天就来拜望我父亲，以老同事的名义。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父亲与毛泽东在广州共过事，1926年，父亲与毛泽东同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父亲不喜欢我们学政治，希望我们有专门技术，要求女孩子学医、男孩子学工。那时候，父亲有个国民党的同事住在日本，他们当初一起参加的革命，国民政府建立后，那个朋友也不愿意再当官了，去了日本生活。

父亲以前也在日本留学，希望我也去日本，所以我高中没毕业，就去了日本。住在父亲的朋友家里，准备了一年，第二年考上了五年制的东京女子医科专门学校的本科。

现在这所学校非常有名，叫东京女子医科大学。但我只读了两年，考上预科后就住在学校。当时我们学校东北、京沪的学生比较多。在日本上大学，路途近，日本到中国坐船两夜三天就到了，就像国内到外地上大学一样。在日本上学，没有中国那样激烈，只要你有钱，只要及格就录取你。

最后一次见父亲

他干了一辈子革命，又是国民党元老，临走的时候，只存下六个一两一个的黄金，仅仅六个。

国民党败退台湾时，陈毅碰到我的堂哥丁基实，带信给我父亲说，丁惟汾对共产党没做过什么坏事，要他不要走。潘汉年也这么说。但我父亲说，我是最初参加辛亥革命的国民党员，国民党溃败到目前这种地步，我不能不走。这是从义气出发。

可是我父亲是国民党元老，不去台湾，怎么办？他手下还有一批人，他要留在大陆的话，这些人将来肯定没有出路，他要为这批人着想。除我以外，我的兄弟姊妹他们都要去台湾。

我为什么不能走呢？我的丈夫黄万里的事业是在大陆，这是最主要的。他父亲在新中国成立时已经是国务委员了，他二哥在上海已经遇难了。我父亲劝我去，我说我不能去，我带着一大堆孩子，到了台湾，没有谋生能力，孩子的生活不能靠我父亲这个老头。我对国民党已经看够了，所以最终还是决定留在大陆。

1948年11月或者12月，我父亲通知我说，他要去台湾了。我特地从兰州到上海去送我父亲，住在静安寺路德义大楼黄先生姐姐家，而我父亲住在静安寺路静安别墅。在他走之前的晚上，我到他住的地方看他。他干了一辈子革命，又是国民党元老，临走的时候，只存下六个一两一个的黄金，仅仅六个。我给他放在内衣的口袋里，一边三个。

这件事情我从来没有给人讲过。当时我不知道他到台湾将来会怎样。第二天早晨，我送父亲到机场，看着他上了去台湾的飞机。我知道父亲不会再回来了，我也不会去台湾，这将是我最后一次见父亲了。

在台湾

到台湾后，父亲连房子都没有，只得住在老朋友家里。他们一败涂地，什么都没有，很红的人当然有房子，但我父亲没有房子，后来才慢慢有了房子。他本来有前列腺炎，在台湾没法治疗，去了日本治疗，但没治好，1954年就去世了。

他是第一个到台湾后逝世的国民党元老。消息来源是（大陆））内部的《大参考》，黄炎培老先生看到了。那时我大女儿黄且圆住在黄老先生家，他就告诉她，你外祖父已经不在了，你回去告诉你妈妈，我这才知道。

国民党当时还给他举行了“国葬”，把他葬在台北很好的地方，于右任给他写的碑文。但10年前，差点被拆掉。现在台湾年轻的国民党员都不知道他，但后来有人知道后就阻止了。

我哥哥的孩子们经常去给父亲扫墓。2004年，父亲在台北的故居还差点被卖掉，后来在林奕华先生协调下，向台北市文化局申请古迹保护才得以保存。

需要澄清的是，丁惟汾算是丁肇中的曾祖辈。当年丁肇中的父亲丁观海在济南求学时，常去我父亲在按察司街的家里作客。王隽英的父亲王以成是革命党人，是在烟台起义中牺牲的革命党人。国民政府成立后，丁惟汾为王隽英申请后代抚恤金两万元。王因此得以在1935年到美国留学，与丁观海结婚，并在美国生下丁肇中。

丁肇中获得诺贝尔奖后，清华大学校领导来问我，你与丁肇中有没有亲属关系。我说，丁肇中与我没有直接亲属关系，只是她的母亲与我们家关系很好，经常与我们家来往。外边流传说我是丁肇中的姑姑，实质上，按照辈分，他应该叫我姑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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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9月18日

古川：面对枪击惨剧：中国的表现象“大国风范”吗？

2007年4月17日，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发生“枪杀案”，导致了32个无辜生命死亡。面对这一惨剧，美国总统布什对此感到震惊与悲痛，美国会众议院中断正常会议为死难学生默哀，弗吉尼亚州州长下令全州降半旗致哀并宣布黑堡进入紧急状态。

枪击案发生后，整个韩国都震惊不已。在得知疑犯为韩裔学生后，韩国总统卢武铉受到“无法形容的冲击”，当天通过驻美大使馆向布什总统致电，表示慰问，并四次向美国表示道歉。不仅如此，韩国驻美国大使李泰植在出席追悼仪式时提议“以韩人教会为中心，轮流绝食32天”，“以此次事故为契机，韩人社会应该进行自我反省和忏悔，并创造重新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的机会。”

在一些国人看来，韩国的道歉与“绝食”是没有必要的，原因是肇事者已经取得美国国籍，成为一名美国公民，与韩国无关。但韩国总统与大使不这么想，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国家，必须对自己国民的行为承担责任，无论国民居住在国内还是国外。

反观我国的表现却是，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指责美国媒体：“美个别媒体在事实未经查明之前发表不负责任的报道，违反了新闻职业道德，是十分错误的做法。我们已要求有关方面消除其恶劣影响。”

在我看来，外交部发言人的表现与2001年“九一一”事件部分国人“幸灾乐祸”的表现是一样的，都是一个国家国民不成熟的表现。从1840年开始，中国一直受到欺压，国人总是存在一种“弱国”心态，总是指责别的国家对中国如何如何的“用心邪恶”，总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韩国是一个小国，但表现却是一个“大国”。中国是一个大国，但表现却是一个“小国”。面对这个问题，我们国人应该反省。

关天茶舍
2007年4月19日

古川：孙中山不是完人——读《晚清七十年》有感之三

无论是在大陆还是在台湾，孙中山都被人们普遍的尊敬：在大陆被尊称为“国父”；在台湾独享“总理”之誉。在国民党统治大陆时，“总理遗教”成为不可挑战、不可置疑之“真理”，享有永远的“伟大”、“光荣”与“正确”。

实际上，“孙中山”之名为今日世俗所通用。但是被称为“中山先生”的这位先生本人，却一辈子未尝自称为孙中山。他的名字有10来个，但是他在历史上活动的名字则叫“孙文”他自己生前所习用，以及有关他的一切公私文件，均用“孙文”。

“中山”之名的真正来源，今日已不可考。有人说他一度用过日本化名之一曰“中山樵”；也有人说那是日本人替他取的，含有贬抑中国的意味。梁启超在本世纪之初，与孙氏作保皇与革命斗争时，向康有为作报告，亦偶用“中山”一辞，亦有不敬之意。

二次革命之后，中山或中山先生之名渐始普遍。首用“中山先生”这一称呼而含有敬意的，据说是章士钊。此事由待续考。

首尝寡头政治

在民国初年，孙中山觉得，解决中国问题之道，舍弃枪杆子出政权，武力解决，打出个“寡头政治”的中央集权的政体来，别无他途可循。而且，他在这方面的构想与尝试，较之袁世凯抢先一步。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以后，孙中山再次逃亡日本，是年9月27日，孙氏乃用强制办法，把那个原为三权相制德国民党，改组成一个由他个人独裁专制的“中华革命党”。自此以后，国民党变成了一个由领袖个人独裁专制的政党了，从而也开创了“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先例。

这也就是为什么后来孙中山一次又一次的迷信武力能够解决所有问题，一次又一次地挑起“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的原因。

不择手段　甘于卖国

孙中山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往往不择手段，甚至卖国都在所不惜。1914年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日本人利用欧洲列强无暇东顾之机向当政的袁世凯提出“二十一”要求。袁世凯既不敢接受，也不敢贸然拒绝，只是一面采取拖延谈判时间，一面让当时身任大总统和国务院双重秘书的顾维钧暗中向国际社会泄密，以期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与干涉。这是与孙中山一起流亡海外的其他国民党领袖如黄兴等，为顾全大局，主张暂停反袁活动，一直对日。但孙中山竟不顾民族利益，与日本侵略主义者暗中来往，甘心以袁世凯都不愿接受的“二十条”要求主动出让给日本，以换取日本对其个人及其政党的援助。

而且相似的事情还不止这一件。1905 年10月，孙中山自日本赶到西贡，舟过吴淞口，孙与专程来访的法国在华驻屯军参谋长做最机密的来往，其后中山并派专精英语人员，偕同法国军官三人，前往与法国殖民地越南接壤的广西、四川、三省作实地调查。当时法国政府垂涎中国西南地区已久。

自立政府　分裂中国

在袁世凯帝制失败暴卒之后，孙中山又卷入一个闹成南北大分裂的“护法运动”。

1917年，在连续发生“府院之争”、“张勋复辟”之后，由于旧国会已经被解散，因此段祺瑞组建新政府时宣布旧国会已经不存在，并与梁启超组建“临时参议院”。这样，孙中山乃借助南方军阀陆荣廷、唐继尧之力量在广州割据自立，自任大元帅，组建军政府，发起所谓的“护法运动”。造成南北两个政府之对立。自此以后，中国就一直保持保持了南北两个政府，无法统一以至于今日。

与会党、军阀勾结一起

在辛亥革命以前，孙中山在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利用会党力量发动起义，最终都以失败告终。

在辛亥革命胜利以后，孙中山旧习不改，还是喜欢利用别的毫无把握的力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只不过这次不再是会党，而是军阀而已，如在护法运动中与陆荣廷、唐继尧等军阀勾结，在北伐中利用陈炯明等。

不爱惜革命力量

在辛亥革命前，孙中山亲自领导了“十大起义”，这些起义都是没有经过充分准备，仓促之间进行的，其中最惨烈的就是1910年的广州“黄花岗起义”。这次起义牺牲了七十二烈士的生命，这七十二烈士基本上都是同盟会的精英，以至于这次起义失败后，同盟会元气大伤。

枉顾民命

1918年，广东督军莫荣新与之发生冲突，孙氏竟登上军舰要炮轰都督署。那舰长为了怕伤及平民，不愿开炮，不愿开炮，孙氏大怒，竟亲自操炮轰之——这恐怕是民国内战史上，主帅亲自开战的唯一例子吧！

写作此文的目的，并不是要贬抑孙中山先生。毫不讳言的是，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他一手缔造了“民国”，被称为“国父”当之无愧。但是由于我们习惯于把人塑造成神，把本来就有缺点和不足的人物宣传塑造为十全十美。而且我们往往完全把辛亥革命胜利的功绩归功于孙中山，忽视了杨衢云、黄兴、宋教仁等人的功绩。因此，我写作此文的目的就是为了还孙中山先生一个真实。我相信，孙中山先生地下有知，也不会怪罪于我。

唐德刚　《晚清七十年》岳麓书社　1999年9月第一版

2007年4月4日 并网谈丛 资料下载

古川：生于这个时代，我们都去维权

文章来源：博闻社

北京时间：2007年02月24日23时48分　发布

因为手机被无故停机9天，投诉却得不到结果，北京一白领李新爱将中国移动告上法庭，起诉其对通讯自由权的侵犯。（2007年2月9日《东方早报》）

在中国，众所周知的是，中国移动是一家行政性垄断公司。在4.4亿的手机用户中，2/3以上被中国移动占有，也就是将近3亿的用户被中国移动占有。

对于中国移动而言，一个普通用户只是自己3亿用户的1/300，000，000，加之自己还是一个有政治背景的公司，因此完全有权力和能力不把一个小小的用户放在眼里。不要说9天不能使用手机，就是90天，甚至900天不能使用手机，中国移动也毫不在乎。

在中国这个媒体没有骨气的国度里，媒体只能叫“媚体”，不仅需要仰赖政治的鼻息，也要仰赖广告商的气息。中国移动有的是钱——只不过这些钱是从包括你我在内的每一个用户身上掠夺的而已，有许许多多的媒体还需要仰赖它的广告费而生存，因此，它有能力摆平一家又一家的“媚体”。

虽然中国移动很强大、很有实力，但北京白领李新爱没有退缩，毅然决然地在2007年2月5日把中国移动告上法庭。

仅仅因为手机停机，就将中国移动告上法庭，这表明经历30年的改革开放，特别是2003年的“新民权运动”以后，城市白领的权利意识开始觉醒，开始通过法律行动来捍卫自己的公民权利。

有人认为，中国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与世界的民主化一样，也经历了三次浪潮，法律人是第一波；拆迁户，失地户是第二波；以李新爱诉中国移动一案为代表的城市白领是第三波。

从1840年开始，无数的中华儿女就在为中国从传统皇权专制国家转型为现代民权自由国家而努力。时间已经过去了160多年，但现代民权自由国家的梦想还依然是梦想。

在今天这个乱象众生，公民权利随时随地受到侵犯的时代，何祚庥说：“谁让你生在中国？”但我要说的是，“很幸运，我生在中国，而且是今天的中国。”我们有信心与有理由相信：在未来的20年内，中国必将实现现代民权自由国家的梦想。

我们这些1980出生的一代，如果想在中国的社会转型过程中扮演重要作用，那么从现在开始，让我们都去维权！

布热津斯基在《大失败》中说：“极权统治的实质就是消除一切自发的政治生活，把社会中的人分裂成一个个的原子，其目的在于使每个人只能孤立地面对整个制度，从而使人感到形单影只，而且往往茫然若失，敢怒不敢言。”

因此，对于生活在极权主义下的每一个国民而言，要避免被分裂成一个一个的原子或马铃薯，就必须起来维护自己或他人的公民权利与自由，维护宪法赋予我们每一个公民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宗教信仰自由、人身自由、住宅权利、通信自由、监督权利、劳动权利、休息权利、受教育权利等等。正像北京白领李新爱起来维护自己的通信自由权利一样。

今天，我们每一个公民应该明白的是，权利与粮食一样重要，在某种程度上，权利甚至比粮食更重要。我们不能与猪一样，只需要吃饱。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我们拥有权利。粮食只能维持我们的生命，而权利不仅可以保护我们的生命，还可以让我们的生命放射出光芒。

当我们拥有权利，我们不会因为恐惧而自己阉割自己，我们不会只能在自己的房子里住70年，我们不会因为在大街流浪而被警察打死，我们不会因为上街游行而被判刑，我们不会因为为别人辩护而被关进监狱。

法制日报：中国移动首次被诉侵犯通信自由 http://blog.sina.com.cn/lixin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