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川：辛亥革命九十四年 理想信念今犹在——读《晚清七十年》有感之二

1911年10月10日，武昌城内一声炮响，统治了中国268年的大清帝国已经摇摇欲坠，在中国延续了2000多年的君权专制政体也轰然坍塌，随之而起却是以全体国民为主体的民权政体。从此，东方第一个民权政体在亚洲大陆上宣告成立。

然而，民国的成立却是来之不易的，是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革命先行者，为着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人民的幸福，付出了泪水、汗水、血水，理当得到我们的珍惜与爱护。

辛亥革命的成功，民国的建立，预示着中国的政治已经现代化，也就是我们的国家已经上了轨，从此本可以开始迈步向前。

但是，建立民国的不易，并不意味着民国的建立是一劳永逸的。相反地，毁灭民国却还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各式各样的野心家们，往往打着各种各样的旗号，采取各种各样的名义，借助各种各样的形势，来复辟他们的君权政体，来做着他们的“皇帝梦”，来毁灭这个新生的“民国”事业。

九十四年来的历史已经证明，这样的野心家在中国是不少的，其中最杰出的就要算袁世凯、蒋介石等人。他们虽然有的成功，有的失败，但是他们的行为本身都是开历史的倒车，拖历史的后腿，有的甚至把中国拖入万劫不复的历史深渊，至今仍然未见前进的希望与曙光。

今天，斗转星移，辛亥革命就已经过去了整整的94周年。我们在此缅怀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民主革命的先行者，缅怀他们为我们民族、为我们国家、为我们的人民所作出的丰功伟绩。

辛亥革命后的历史让我们要明白的，中国社会要成功实现从“君权”到“民权”的转型的过程，也就是要实现“政治现代化”的过程，光有孙中山先生和他的辛亥革命是不够的，需要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为之努力、为之奋斗，需要一个又一个“辛亥革命”去推动、去实现。

从1840年以来，无数的中华儿女在为中国的社会转型、为中国的政治现代化而努力，我们的认识也在一步一步的加深与提高，我们认识到光有科技现代化是不行的，必须要有政治现代化。

虽然160多年来的历史风云激荡，其间经历了洪秀全、李鸿章、康有为、袁世凯、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等历史人物，经历了“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拳运动”、“辛亥革命”、“国民革命”、“抗日战争”、“共产革命”以及后来的一系列运动，其间“杀人如草”、“死人如麻”。但正如唐德刚先生在其大作《晚清七十年》中，一再地强调的那样：“历史是条长江大河，永远向前流动”。虽然有暂时的波浪起伏，但我们终归冲出这个“历史三峡”。

虽然辛亥革命已经过去了整整94周年，但是它的精神，以及孙中山先生们的理想与信念必将激励我们，激励我们勇敢地向前迈进。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2005年10月9日

贺卫方：我为什么要停招硕士生（修订稿）

按：我关于暂停招收硕士生的声明在学术批评网发表后，引起了不少关注和反响。6月24日晚上，博客中国的古川先生就此事对我进行电话采访，采访记录稿于25日上午发表于该网站。细读一过，发现一些字句上的讹误，便作了一些订正和修改，形成了这个修订稿。这里要感谢古川先生积极热情的工作，也感谢朱鲁子、李名梁、旺才、李强、江渚子以及无法一一列举姓名或网名的网友的评论。

贺卫方　26日凌晨

编者按：2005年6月24日，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发表了《关于本人暂停招收硕士生的声明——致北大法学院暨校研究生院负责同志的公开信》，引起巨大的反响，因此为了搞清楚事实的原因，博客中国对贺卫方教授进行了专访。以下为专访内容：

表达不满

博客中国：贺老师，您好，我是博客中国的，我们现在对您进行一次专访。您在今天发了《关于本人暂停招收硕士生的声明——致北大法学院暨校研究生院负责同志的公开信》，是什么原因促使您发了这样的公开信？

贺卫方：主要是研究生招生考试体制中存在的一些缺陷，需要我们去通过各种方式努力加以纠正，尤其作为一个学者，我认为这是关系到整个学术制度的建设和我们下一代学术人的培养的问题，是一个关系重大的问题。公开声明的方式看起来有些激烈，但这也是没办法的，借这种方式表达自己的一种希望甚至不满吧。

博客中国：为什么贺老师要发公开信，而不采取其他方式呢？

贺卫方：其实我们已经做了很多很多的努力。北大法学院2004-2005年研究生考试对于过去的考试方式进行了很大改造，主要是淡化了研究生入学考试的专业倾向，把13门“核心课程”都纳入到考试的范围。但是这种制度有很大的缺陷。最重要的是这种撒大网式的考试严重抑制了考试时应有的专业倾向。我们都知道一个报考特定专业研究生的考生意味着他希望将来从事这个领域的研究。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们可以在自己读本科的阶段，尤其本科的大三、大四阶段，非常用心的去进行特定领域知识的积累，这种积累与将来的研究生考试是有着对应关系的。考试时固然要判断他在整个专业领域中知识的广度，但是，非常重要的是需要考察他对于报考学科知识把握的深度和分析能力。对于积累深厚的考生，他就会在这个自己最擅长的领域中间发挥出自己的特色和特长。过去制度一直是这样的，但是两年前为了所谓考察一个考生知识广度的动机而导致了我们另外的一种尝试。这样的话会导致很大的问题——将来从事研究型职业的学生，他们未必是各个方面兼顾得很好的学生。有时候我们常常说，如果每个方面都达到及格或及格以上的分数，但是没有一个方面有一种特长，我不认为这样的人适合做研究型的工作。

还有就是保送制度，我对保送制度一直有不同的看法。我认为保送制度存在很大的缺陷。北京大学这样的学校，对许多人来说，坦率地说是个很大的梦想，尤其是在大学高考的时候，因为不同方面的原因，使很多考生发挥得不好，他们就没有考到理想中的大学。有许多人，他们的梦想就是在研究生阶段到北京大学来读书。保送制度就使这样人的机会减少。声明里提到的数字，是我昨天在北大官方网站查到的，我觉得已经达到相当不合理的程度。保送生太多了。有两种保送生，一种是因为学习成绩优异而保送，就是在四年的学习过程中，各门的课程，尤其是主要的课程，考分都比较高，名列前茅。实际上，我们的经验表明，有许多优秀的学者，当年在本科阶段成绩却并非门门优异。保送生过分偏向于应试型，就是说考试非常厉害，但做学问不一定很好。还有一种保送生就是学生干部、特长生，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保送是更不合理的保送。这样出身的人很少有人能成为好的学者，所以我认为保送制度不合理。当然，这样的一种缺陷，从内部来讲，可以举出八条九条，但是对于外部的采访来说，单这一条就可以表明我们这种考试制度的缺陷了。

我有权利不招

博客中国：你是否认为你有不招收的权利，而学校是否会同意？

贺卫方：当然有这个权利。我想招的学生，有种种因素招不来，但是我不招总是可以的，我甚至辞职都可以嘛，所以消极的方面是可以去做的。

博客中国：你打算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恢复招收？

贺卫方：如果考试制度恢复到非常重视选拔培养学术人才，这样的情况下，我是会恢复招生的。

博客中国：在您的公开信中，您说：”即使教师都反对，决策者却依然我行我素。”决策者是谁？你们北大决策有什么样的程序？

贺卫方：事实上是这样的，我们在前不久开过一次教师座谈会，那次座谈会的主题就是研究生入学考试改革的问题，我的同事和我的观点非常一致，都认为目前这种制度是错误的。但是有关的部门似乎是已经有结论，再来开这样一个座谈会。座谈会没有办法改变任何东西。这样的决策者，包括大学的有关管理机构，我觉得他们并不是偶然的。其实我在自己的公开信里边，明确的表示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也就是教育部，他们对研究生考试制度，按照他们的意图去设计，这种做法损害了大学的自治。研究生考试制度如何设计是应当由教授们来决定的。长期以来，这类制度都被行政管理人员、官员们玩弄于掌股之间，从而严重违反大学自治、独立的准则。

变革不难

博客中国：对你所提的各种缺陷，在现行的招生体制下，是否有补救措施？

贺卫方：其实道理很简单，要改变也不难。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们实行的考试制度是有它合理之处的，基本上没有太大缺陷。那种制度重视考试本身，同时也为某些特殊人才预留一定空间。事实证明，今天活跃在学术研究第一线的许多优秀学者都经历过那个时代的研究生教育。北京大学一个非常有力的例证，1978年考入北大西语系的张隆溪，他根本没有读过大学，但他直接考取了杨周翰教授的研究生，后来这个人成为在比较文学、文化研究方面非常重要的学者，现在在美国任教（贺卫方按：本文最初发表时把张隆溪先生的导师误为朱光潜先生，网友甘任远在关天茶社给予指正，这里表示感谢）。如果按照我们今天这样的体制，可能这个人就会被埋没。我的观点，就是回归那种制度，当然可以在一些枝节上加以完善，但不能像现在这样作剧烈的变动。现在我们的有关制度总是变来变去，朝令夕改。朝令夕改，则民无所错手足。我们应该有一个非常稳定的制度。

博客中国：您在北大，陈丹青在清华，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否体现出我们研究生招生体制上普遍性的失败？

贺卫方：我觉得目前这样的一种体制，确实存在着许多值得我们反思的地方，像艺术专业的招生，还要去考一些跟艺术毫不关联的东西，这哪里是选贤任能呢？做出陈丹青那样的决定，我觉得是不容易的，值得同情。因为他看着艺术方面非常有天分的人，被莫名其妙的标准挡在艺术学院的门外，而考上的人在艺术天资方面又根本不够格，这种情况让为人师者确实非常非常的痛苦。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需要整体性的反思研究生考试制度，全方位的考虑各种因素。比如我们的法律专业，现在有两种，一种是法学硕士，一种是法律硕士，法律硕士是培养面向实务的复合型人才，这种专业的招生在我们这里已经远远超过法学硕士的规模。我们需要根据这样的情况考虑和设计法学硕士的招生和培养制度，把主要的目标设定为学术人才，我们要为将来的法学博士奠定基础。如果我们在招生的时候，不吸引追求学术目标的考生进入到法学硕士的行列，将来的法学博士招生又要以法学硕士为主录取的话，势必对法学博士甚至法学教授整体的素质带来潜在的损害。

大学就是教授

博客中国：你提到大学的独立方面与教授的独立，它们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

贺卫方：所谓的大学，按照西方一个学者的说法，其实大学就是教授，教授就是大学的主人。大学里边相关的管理，学术制度的设计，学术政策的制定，都必须以大学教授的整体意志为转移。大学不应当变成听命于外部权力的一种群体或一种机构。所以我认为这两者是一致的。由于我们的大学是近代学习西方的产物，因此在官与学之间的关系方面一直难以很清楚地界定，大学自治和教授治校这样一种目标的实现一直面临着种种特殊困难。有许多人担心，大学独立会不会带来别的方面一些问题，比如说，不符合某些原则，带来某种不稳定，或者不接受外部权力的动员。我觉得一个国家，能够一声令下，全民都发动起来，这样的制度恰好最不具有稳定性。良好的体制下面，恰好是不同社会群体的独立性支撑了社会秩序的稳定。当某些危机或难题出现的时候，正是不同群体的独立带来了多样化的解决方案，使得各种才智得以展现，最终给社会带来秩序。过分迷信政府的权力，把公权力的威力发挥到无远弗届的程度，看起来很强大，但是，没有第三种力量制约，这种权力也非常脆弱，甚至动员得到的不过是阳奉阴违。无所不能的政府最终将一无所能；当人民对政府无可奈何的时候，政府将最终发现它对人民也将无可奈何。所以，那种只看到大学独立的弊端，而看不到它的好处的观点不仅是片面的，也是危险的。

有关方面没有反应

博客中国：对你的公开信，有关方面是否已经有反应？

贺卫方：没有反应，今天早晨刚刚写出来。

博客中国：你以前你是否发过这样的公开信，有什么样的反应？

贺卫方：以前写过一封公开信，各种网络媒体报道的比较多。

博客中国：你的公开信在博客中国发表以后，到目前已达到2000多的点击率，四十多条网友评论。有的网友说你”发出了多少老师敢怒不敢言的话”，对你的勇气很赞赏。有的网友把你称为”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中国教育的捍卫者”.你如何看待这些网友的评论？

贺卫方：这个太过誉了，我哪能达到那么高的境界。事关学者的追求和价值观，关系到我们的生存环境，如果我们眼看着我们的权利、我们所追求的目标一步一步被蚕食，被伤害的时候，大家都不发出自己的声音，任由那些缺陷存在，其实我们都知道，将来总有一天我们生活的基础将会被彻底摧毁。所以我们必须勿以善小而不为，况且这实在不是一个小问题呀。

公民行为的表现

博客中国：马丁？路德？金倡导”公民不服从”，您的行为是不是也算是公民不服从？

贺卫方：也许。当然，处境不一样了，马丁？路德？金需要到牢狱里去进行这种不服从。这样的意义在于，当一个社会有不合理现象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去表达我们的不满，这也就是德国的法学家耶林所倡导的”为权利而斗争”.这种表达是现代社会每一个公民的义务。如果大家面临不合理的东西都忍气吞声，不去表达自己的不满，其实伤害的不仅仅是自己，而且包括社会的整体利益。

博客中国：这种行为是不是也是公民社会公民独立行为的表现？

贺卫方：我想是这样的。公民社会或者市民社会，总是倾向于更多元化的社会。大家有不同的声音，对同样一个现象，可能有人说好，有人说不好，这是公民社会或者市民社会非常正常的现象。不同意见之间的一种互动、冲突、妥协才会带来整个社会的真正和谐，带来决策的更加合理化。

博客中国：北大在蔡元培时代就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今天的北大离蔡元培时代有多远？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

贺卫方：蔡元培校长所倡导的那样一种”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传统，实际上对北大后来的影响很大，属于这个传统的当然也包括后来的胡适校长。我觉得不应该忽视胡适先生所做的努力，我认为在20世纪的中国，胡适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起的作用是重大的，影响面波及到人文社科的各个领域，甚至包括中国的政治发展。直到今天，对于许多在北大生活的老师和学生来说，这样的一种精神还是生生不息的活在校园里，活在大家的心中，尽管现实中还有太多不如人意的地方。

博客中国：您是毅然决然的？有没有顾虑过？

贺卫方：没有顾虑，这也不是什么敏感话题。

博客中国：你这样的行动会付出的代价？

贺卫方：我现在没有想到。我只是对制度框架的完善，做一点努力吧，我想象不出来这样的东西会带来什么不好的后果。

博客中国：你说自己是个弱者，弱者选择只有退让。你这样的选择是不是很无奈呢？

贺卫方：我自己前面说过，我自己了解到的情况是教师们的态度都非常一致，但是最后还是胳膊拧不过大腿。所以我们只能用这样一种方式表达愤怒吧。

博客中国：这种行为是不是一种消极的抵抗？

贺卫方：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有力量的抵抗。我并不觉得很消极。我们社会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已有很大的变化，大家并不觉得有权的人说的话都是对的，这个已经有很大的变化。

有所期望

博客中国：贺老师，对有关方面的反应是不是有期望呢？

贺卫方：我从自己的同事那里知道，许多人都说这个非常好，说得非常对。所以我期望大家在一起开一个座谈会，了解一下大家的心态是怎样的，再作出相对合理些的决策。重要的是不要在开会以前就形成定论，而是以一种真正民主的态度去对待。同时，我也希望教育行政部门能够真正意识到大学独立、教授治校的意义，对于现行的一切不符合这一原则的规则和做法逐渐地予以废除。

博客中国：谢谢贺老师，接受我们博客中国的专访。

贺卫方：别客气，博客是一种非常有前景的一种媒体形式，祝福你们的发展越来越好！

博客中国：谢谢贺老师，贺老师再见！

贺卫方：再见！

附文：

关于本人暂停招收硕士生的声明——致北大法学院暨校研究生院负责同志的公开信

朱鲁子：清华陈丹青，北大贺卫方——中国学院知识分子觉醒的标志

李名梁：对贺卫方教授公开信讨论热的冷思考

旺才：贺卫方，挑战那个曾经扼杀蔡元培的北大

法海一粟：贺卫方，为你担心

古川、吴飞：”三·一八”大屠杀：我们不能忘记

79年前的今天，也就是1926年3月18日，北京各界人士5000多人在天安门举行反对八国通牒的国民大会，会后以大中学生为主的2000多人，前往铁狮子胡同执政府门前广场请愿，段祺瑞政府开枪镇压，造成有41人被打死（注：通常的说法是47人，但是墓碑上的只有41人，所以我们以墓碑上的41为准），200余人被打伤的人间惨剧。这就是”三一八”大屠杀。

学生到执政府，不过是和平的请愿。他们最激烈的行动，也不过是叫几声口号。然而，专制残暴的政府用的是屠刀、子弹来对待他们。

79年过去了，学生的鲜血或已被洗去，但学生的精神将被历史永远记忆；当日的屠杀者已经早已死去，但野蛮的古代政治寡头却从未死绝。我们来纪念这一群学生，我们来记住专制者的蛮横，我们来呼唤文明政治的来临。鲁迅说：“屠杀者也决不是胜利者。”毛泽东说：“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绝无好下场。”尽管屠杀者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一手遮天，然而屠杀者在政治舞台上不是千秋万载、永世一系的。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虽然屠杀者在政治舞台上和下台以后没有受到人民表面的审判，但是在人民的内心深处，已经对屠杀者进行了良心的审判，而且屠杀者也不能保证将来不受人民的审判。这是因为“上帝明察昭昭：正义必将成全，罪恶必遭惩罚。”

79年过去了，他们的名字或许已无人记起，然而我们来提起他们的英名，只因为我们要知道残破的碑文的名字后有一个个鲜活的生命，而不仅是一个冷冷的数目，我们记住他们，也是记住我们自己，人类自己。

79年过去了，历史在行走，我们无法知道明天将怎样。但我们不能忘记他们曾为了我们的明天而作过的牺牲，他们为人类的前进而流尽的鲜血。

“三一八”大屠杀：我们不能忘记，谨以此专题来纪念“三一八”烈士。我们不能忘记专制残暴政权所犯下的暴行。

2005年3月18日

古川：《新时代》第五期：我们的主张

2003年，中国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这标志着中国社会转型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社会分化、公民权利意识增强、新旧秩序冲突等等。这一年被学界称为新民权运动年，从这一年开始中国社会走向一个真正的拐点。

2004年，社会冲突又有加剧之势，四川、重庆、陕西发生了大规模群体事件，银川发生了出租车司机进行有组织的抗争事件，足球界也爆发了“十月革命”，环保组织阻建怒江水电站建设，国有企业MBO的公正性受到质疑等等。这一年被学界称为公民行动年，社会分化与冲突继续加剧，中国社会进入“高风险时期”成为社会的共识。

这是一种新的局面。

面对这一局面，政府及时提出了建立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的社会发展目标，政府工作重点开始向加强执政能力、亲民务实、注重公平转变。

面对这种局面，学界则以独有的敏锐向社会发出了警告，丁元竹、胡鞍钢、王绍光等纷纷发表文章提醒人们中国进入高风险社会，呼吁加快改革步伐，推进社会变革。

面对这种局面，我们认为应该全面考虑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三大任务——社会安全转型、国家和平崛起、世界公正秩序；引进协商、对话、谈判机制，扩大社会参与力度，以责任、理性、建设性的态度积极稳妥推进社会转型；依靠公民教育提高公民意识，采取公民行动扩大公众参与，扩张公民社会完成社会转型的路径；在推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我们应该坚定不移地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坚定不移地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坚定不移地建立世界公正秩序，坚定不移地实现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社会自治化。

2005年1月9日出版

古川：文化保守主义，不谈为妙——兼与朱学勤先生与蒋庆先生商榷

2004年12月30日，朱学勤先生在《南方周末》发表了《2004：传统文化思潮激起波澜》一文，认为：”这一年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在中国方兴未艾，我本人乐观其成。”对朱先生的观点，我认为存在很多值得斟酌的地方。

首先朱先生把”蒋庆读经与龙场会讲”、”官祭孔子”、”甲申文化宣言”称作是文化保守主义，是存在问题的，是值得商榷的。

要分析这三件事情是不是”文化保守主义”，我们首先应该知道什么是”文化保守主义”.保守主义在不同的语境下，或者不同的历史阶段拥有不同的含义，但它们的本质是相同的：”保守”，坚持传统，反对激进变革。保守主义一般是相对激进而言的，而不是相对进步而言的。保守主义并不反对进步，只是反对激进的进步，宁愿采取比较稳妥的方式。保守主义是在自由主义基础之上对自由主义的修正，其思想根基还是属于自由主义，以伯克（Edmund Burke）为思想资源。保守主义经历了三个时期的演变。

最早的保守主义产生于英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那些反对激烈变革，反对革命的人，被称为保守分子。由于当时的革命对象是君主和贵族，所以保守分子又被称为王权分子或者保皇党人。18世纪和19世纪初，经过光荣革命后的英国，已经进入现代民主政治，或者说政党政治。也有人称之为披着君主外衣的共和国。当时英国政坛有两个主要政党，辉格党和托利党。辉格党人具有自由主义色彩，主张变革，反对王权。托利党人则坚守传统，反对变革，支持王权。相对于辉格党，托利党被称为奉行保守主义的政党。辉格党后来逐渐演变成了英国的自由党，托利党则是现在保守党的前身。这是经典保守主义时期。

现代保守主义又称为右派保守主义。美国政治两百年来基本是两党政治。两个政党之间，虽然共同拥有一些基本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但也存在着许多分歧，尤其在面向变革方面，正好存在着一个相对支持变革的政党，又称为左翼；和一个相对反对变革的政党，又称为右翼。前者就是民主党，后者则是共和党。美国的共和党，并不是18、19世纪的英国托利党。托利党主张加强王权，加大政府的权力。相反，美国共和党反对大政府，反对政府干预市场，反对政府过大权力对公民造成损害。虽然美国共和党被称为保守主义政党，但和经典的保守主义，还是不同的。这也是为什么说保守主义在不同历史阶段，拥有不同的含义。美国现代共和党在政治和理论上的基础，可以追溯到20世纪几位著名的保守主义思想家，经济学家：哈耶克，福里德曼等。他们本质上源自经典自由主义，比如哈耶克就自称是一个老辉格党人。只是相对于现代西方的自由社会主义思潮，他们坚守19世纪自由主义传统，反对社会主义，因此被称为保守主义。更为准确的定义，他们应该称为”保守自由主义”.

新保守主义，是美国近年来出现的一种保守主义，由于有别于美国共和党传统保守主义，因此称为”新保守主义”.新保守主义主要是从自由主义转变而来。一些左派自由主义分子，反对20世纪60年代的自由主义的激进变革，思想趋于保守，从而形成新保守主义。他们的思想根源和传统保守主义不一样，传统保守主义的哲学基础，是建立在伯克（Edmund Burke）思想基础上的。新保守主义并不信奉伯克的思想。新保守主义信奉武力至上的原则，希望在美国建立真正的霸权帝国。美国911后”先发制人”的战略，就是新保守主义的杰作。而”先发制人”的典型表现，便是伊拉克战争。

了解了保守主义的真正本质之后，我们再来一一分析”蒋庆读经与龙场会讲”、”官祭孔子”、”甲申文化宣言”这三个事件算不算的是”文化保守主义”？

首先分析”甲申文化宣言”.2004年9月3日至5日，许嘉璐、季羡林、杨振宁、任继愈、王蒙等70位文化”名流”发表了《甲申文化宣言》，向海内外同胞，向国际社会表达他们的”文化主张”.但是细细通读宣言，我们会发现虽然他们承认”我们接受自由、民主、公正、人权、法治、种族平等、国家主权等价值观。”但是他们只是在表面上的接受，在通篇的宣言里强调的还是：”中国特殊论”、”文明的多样性”、”文明无优劣”、”东方价值观”.他们接受的普世文明的价值观就只有自由、民主、公正、人权、法治、种族平等、国家主权，这是不完整的，也是存在问题的。它没有强调”宪政”这一普世价值观。他们强调平等不是所有人一律平等，而仅仅是种族平等。我并不是反对种族平等，而是认为只有个体公民的平等才可能有所谓的”种族平等”.而且在”人权高于主权”得到普世认同的今天，他们还在荒唐地强调”国家主权”.我们不要求什么大而化之的”国家主权”，而只要求我们的每一个个体、每一个公民都存在的做人的尊严、做人的权利。在人类文明越来越走向普世化、全球化的今天，我们的文化名流还在鼓吹什么”中国特殊论”、”文明的多样性”、”文明无优劣”、”东方价值观”，如果不算”逆流”的话，是不是应该算作”不入流”？面对这样”逆流”或者”不入流”，我不知道朱先生怎么能总结出”文化保守主义”出来？

其次，官祭孔子。如果祭祀孔子由民间活动转为官方主导就可以算是”文化保守主义”的话，那么是不是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也应该算作”文化保守主义”吧？2004年的祭孔活动仅仅是一个曲阜市政府参与，仅仅持续一两天或几天，而”文化大革命”可是全国所有政府都参与，时间跨度是整整的10年。按照朱先生的逻辑，那么”文化大革命”更应该算是”文化保守主义”了？

最后，蒋庆读经与龙场会讲。蒋庆先生提倡”政治儒学”，他认为政治儒学就是经文经学。因此其提倡的读经运动实质就是阅读《诗经》、《书经》、《礼记》、《易经》、《春秋》、《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春秋繁露》、《孝经》等儒家经典。蒋庆先生也认为儒学与自由民主是”既不当结合也不能结合的”，因此，我不知道朱学勤先生从哪里总结出蒋庆先生的读经运动里有”文化保守主义”的东西？是不是蒋庆先生宣称了自己是”新保守主义”，朱先生也就认为蒋先生是”文化保守主义”呢？

其实，我们应该明白的是，新保守主义是综合了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双重衣钵，同时也摒弃了这两种思想的一些主要因素。它与自由主义者相同的地方是推广民主，但是自由主义者更多地强调国际制度和机制，而新保守派却认为可以超越国际机制、奉行单边主义。蒋庆先生的政治儒学里没有自由主义，因此我不知道蒋先生宣称的”新保守主义”保守的是什么？是自由主义吗？肯定不是。如果是保守中国的”儒学传统”，那么按照著名思想家李慎之先生的观点：”中国的文化传统是‘奴隶主义与皇权专制主义’”.我不知道蒋先生是想保守”奴隶主义”还是想保守”皇权专制主义”？

也许有人会认为，”文化保守主义”这个思想不在于保守什么，而在于这种理念的前瞻性。那么我问，文化是不是应该进行”革命”？如果是，那么我们是不是就应该认为”文化大革命”是好东西呢？因为它同样有前瞻性。

因此，对于今日的中国而言，由于自由主义的思想基因还没有建立起来，就在那儿奢谈什么”文化保守主义”实在是很荒唐也是很误导国人的事情，就像前几年中国连现代化都没有实现我们的文人就大谈特谈”后现代主义”一样荒唐。

今日的中国，需要的不是”保守”而是”革新”，需要的不是”保守主义”而是”自由主义”.

因此，我奉劝朱学勤先生和蒋庆先生们，文化保守主义”不谈为妙”！

2005年1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