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川：萨达姆被绞刑处死 所有独裁者面临最后下场

据BBC中文网报导，伊拉克最高级官员透露，伊拉克前独裁者萨达姆将在2006年12月30日（周六）上午巴格达当地时间六点以前被以绞刑处死。笼罩在伊拉克人民头上27年阴影终于可以结束了。

1979年7月16日，萨达姆通过夺权成为总统。从这此以后，伊拉克人民开始生活在他长达24年的独裁统治之下。成千上万的人被屠杀、被监禁被逮捕。其中就包括“杜杰勒镇大屠杀”。1982 年7月，萨达姆乘坐的总统车队途径巴格达以北约60公里处的杜杰勒镇时遭到暗杀伏击但未遂。几小时后，萨达姆就调来安全部队报复，当即杀害了15人，后经审判后又有143人被判处死刑，1500多人被逮捕，好多人在监狱被关押多年。

独裁者们总是喜欢抓住权力不放的，哪怕是在面临审判时也想抓住权力。2005年7月，伊拉克特别法庭曾对萨达姆进行过一次审讯。在26分钟的听讼过程中，萨达姆被告知他面临的一系列指控：在1974年杀害宗教领袖，1988年毒杀库尔德人，1990年入侵科威特。律师称他为前总统，他说他是现任总统，代表人民的意愿；律师问他母亲的名字，他反问律师毕业于什么大学的法律系。一场审判变成了成为了独裁者的闹剧。

在萨达姆执政期间，通过收取国有石油买卖的回扣、向海外走私石油、在海外投资等种种非法方式，一共敛聚了七十亿美元以上个人的财产。就在萨达姆被捕的时候，他的身边还带着一个装了七十五万美元巨款的箱子。伊拉克的国库几乎就是萨达姆个人的钱袋，即便是伊拉克人民在联合国的制裁下缺医少药的时候，萨达姆依然下令大兴土木修建自己的豪华宫殿。

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两伊战争的硝烟还没有散去，巴格达的这名独裁者就开始给自己建造一座新总统府。在占地广阔的旧总统府下面改建最豪华的元首地堡。这个元首地堡丝毫不亚于当年希特勒总理府的地堡。这个地保在安全方面完全参照希特勒总理府的标准。三米厚的墙基是用圆砾石砌成的。据说，该墙基能够抵挡一颗相当于美国在日本广岛投掷的原子弹在两百五十米外爆炸产生的冲击波。其他的保护措施有：能够抵抗摄氏三百度高温的两米厚的外墙、三吨重的外墙大门以及能抵抗电磁冲击的特殊防护层，这种防护层能保护电脑之类的电子设备免遭破坏。

无论是已经死了还是或仍然暂时活着的独裁者们，都有共同的特点，对内草菅人命，对外侵略他国。无论是希特勒、斯大林，还是萨达姆、米洛舍维奇，以及其他的独裁者都是这样。

但历史将永远记住2006年12月30日，因为这一天是伊拉克的独裁者萨达姆被绞刑处死的日子。那些仍然继续奴役与压制人民的独裁者将从萨达姆下场看到自己未来的下场，因为留给独裁者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而那些仍然生活在奴役与压制中的人民将从萨达姆的下场看到他们的希望，因为最终他们将得到自由。

所有爱好自由、向往自由的人们也将永远记住这个日子，因为他们知道，自由，不是靠独裁者恩赐的，而是靠他们自己去争取。

天涯>国际观察>
2006年12月30日

古川：博士抵制“圣诞节”是中国的悲哀

2006年12月21日，来自于北大、清华等十所著名高校的十名博士发表了《走出文化集体无意识，挺立中国文化主体性——我们对“耶诞节”问题的看法》，要求中国人抵制西方的圣诞节，发扬中国的文化传统。这充分暴露了在一个全球化时代中国人的夜郎自大心理，明明样样不如人，却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求人们去死死抱着祖宗的“臭脚丫子”。

博士们认为，基督教是来自于西方的宗教。但事实却是，耶稣是以色列人，是出生在属于东方文化的以色列，而不出生在欧洲或者北美；基督教最先也是产生于以色列，而不是欧洲和北美，只不过最先传到欧洲和北美，再传到中国罢了。

为什么博士们连这点都没有考证清楚，就开始人云亦云的批判呢？我们在评论任何事情时，应该在对评论对象有个彻底的了解之后，才可以做出评论。

然而，这十位中国所谓“一流”高校的博士们在读了20来年的书后，连这点基本的思维方法都没有掌握，是不是应该为白花了父母的血汗钱而感到羞愧？

当然，也不能完全怪罪于我们的博士们，也许更应该批判我们的教育制度。在这样的教育体制下，一个学生花了20年的时间，居然没有学到基本的思维方法，实在是中国教育的悲哀。

对于这种死死抱着祖宗的“臭脚丫子”的行为，我们在108年以前就能看到。1898年，义和团在“扶清灭洋”的口号下屠杀教徒，导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最后以清朝政府签订《辛丑条约》，赔款白银4.5亿两而结束。不知道我们的博士们是不是忘了这段惨痛的历史？

虽然我们一直在要求日本面对历史，然而我们自己却不断地忘记，甚至篡改历史。从1898年到2006年，刚好是108年。如果在经过了108年之后，我们自己就好了伤疤忘了疼的话，我们如何去回归传统？连108年内的历史的都忘记了，何来继承5000年的历史传统？

既然博士们觉得过圣诞节是“集体无意识”的表现，那么博士们自己也应该很理性、有意识了？然而我们的博士们在落款时为什么还用“西历二〇〇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呢？要知道，西历或者公元多少年，是以耶稣诞生那一年为公元元年开始计算的，以前的叫公元前，之后的叫公元后。

博士们更不应该过元旦了。因为元旦——耶稣诞生之后的第8天，是为了纪念给耶稣所行的割礼而设置的。（参见[美]斯密特《基督教对文明的影响》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第1版第366页）。博士们更不应该每个星期日休息，因为星期日是基督徒崇拜主的日子。

在21世纪的今天，在全球化、世界化的今天，这些博士们还抱着教条主义的东西不放，把基督教认为是来自于西方的东西进行拒绝与排斥，实在是中国的悲哀，也是整个世界的悲哀。

天涯 国际观察
2006年12月30日

古川：屈原是“猪”，雷锋是“色狼”

不知从何年开始，中国人变成了“猪”，也不知从何月开始，中国人变成了“猪的传人”，因此当看到“屈原是‘猪’”的新闻，一点也不感到奇怪。既然是“猪的传人”，那作为祖先的“屈原”也肯定是猪了。

既然中国人的祖先的屈原是猪，那么我们过猪一样生活也就理所当然的了。

虽然“屈原是‘猪’”没让我惊奇，但“雷锋是‘色狼’”却让我惊奇了。报道说雷锋不仅是“色狼”，而且是一个大大的色狼，居然诱奸12岁的少女。

中国20世纪60年代“明星”雷锋的“色狼”本性，居然没有被“红卫兵”抄家家抄出来，没有被以江青同志为核心的“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揭发出来，我感到不可思议，

因此建议重新对以江青同志为核心的“四人帮”重开审判，增加其“失职”一项罪名，加判40年监禁。

但让我觉得更为严重的是，在雷锋已经去世40多年了，为什么就历史学家考证出来呢？因此建议中国社科院停止向所有中国历史学家发放“薪水”，以对其“无能”进行惩罚。

博客中国

2006年11月22日

古川：“妥协”：超越恐惧与仇恨——悼念何家栋先生

2006年10月4日，陈蓓夫人和重病中的老伴何家栋在一起

2006年10月8日何家栋与戴晴交谈

2006年10月16日12时20分，中国著名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何家栋先生在北京逝世，离开了这个灰色天空下的灰色大地。

第一次知道何家栋先生是在余世存的文集《我看见了野菊花》中，这本随笔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们世纪的风景：通过革命获得解放——何家栋先生75岁生日祝辞》。但真正见到何老却是在2004年7月27日，当时朋友周鸿陵与我一起去拜望何老。何老很和善，热情地接待了我们。结束时还把王光美、刘源著香港出版的《历史应该由人民书写——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一书赠送予我。

由王光美、刘源著香港出版的《历史应该由人民书写——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

何家栋把《历史应该由人民书写——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一书赠送给我，并签名留念

2003年李慎之先生逝世之前留下了《中国现代化的目标是民主》，何家栋先生也为我们留下了《灰色的民主与金色的妥协》。李、何二位中国自由主义的领军人物，都为中国的民主化道路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

中国最著名的两位自由主义思想家李慎之、何家栋合著的《中国的道路》，由南方日报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

由崔卫平译的波兰政治家亚当·米奇尼克的《通往公民社会》，何家栋为其撰写了序言《灰色的民主与金色的妥协》

2004年7月7日，何老为崔卫平翻译的亚当·米奇尼克《通往公民社会》一书撰写了序言《灰色的民主与金色的妥协》一文。这篇文章让我们明白：民主不是黑色的，也不是红色的，而是灰色的。因此，我们不应该为一个完美的、摆脱了冲突的社会而斗争，而是为一个充满矛盾、冲突的社会而斗争。只需要社会的矛盾与冲突可以在民主的游戏规则内得到解决即可。

民主为使社会各利益主体达到最基本的合作状态，就需要各利益主体不断互相妥协。何家栋先生便把这种妥协称之为“金色的妥协”。

1989年，当波兰从极权社会向民主社会转型时，波兰共产党与团结工会之间在总统选举上出现分歧，米奇尼克提出了“你们的总统，我们的总理”的妥协方案，最终实现了波兰向民主社会的转型。

然而，生活在“成王败寇、你死我活”思维之下的中国人，却不知妥协为何物。大多数人总认为自己是“正义力量的化身”、是世间的“唯一革命力量”，从不愿承认其他利益主体的存在，缺少起码的宽容与必要的让步之妥协心态。

1945年，中国抗日战争结束后，本该是抓紧时间建设被破坏的国家之际，国共两党却由于没有妥协精神，终导致内战暴发，国家旧疮未愈而新伤又至。当时虽有美国国务卿马歇尔的居中调停，但仍没有避免几百万骨肉同胞自相残杀的悲剧。

《圣经》说：“人人都是有罪的，没有义人，一个也没有。”因此，我们只有承认自己有罪与有限，才能学会妥协，也才能超越恐惧与仇恨，达至民主的归途。

《真话文论周刊》www.zhenhuanet.com首发，博讯2006年10月26日转载

古川：要想“爱国”必先成为“公民”

按：本文是为2006年4月《中国青年》杂志的约稿，但后来据说太激烈《中国青年》杂志未刊发。虽然时间已经过去了半年，但是思想是不变的，当时在讨论“武汉大学的樱花是不是耻辱？”，而现在讨论的“9.18事件”，都是与日本有关，都涉及到爱国，因此我把此文找出刊发。

时下，由于樱花，在武汉大学引起了一场“是不是耻辱”的争论。据说武汉大学的樱花是日本侵华时为了安慰日本军人的思乡而栽种的，因此被认为是一种耻辱。这件事让我想起了柏杨先生的话：“中国人可以说是天下最爱国的动物，连拉屎都要扛出爱国的招牌……”也许，我们确实需要反思一下，今天，我们该如何“爱国”？

对“爱国”而言，首先最应该追问的是，究竟什么是“国家”？

在《现代汉语词典》把“国家”解释为“阶级统治的工具”。实际上，这样的解释明显带有意识形态的色彩，也是不符合人类的历史与我们自身的感受。把国家解释为“阶级统治的工具”就意味着国家与普通的公民没有任何关系，它变成了奴役公民的工具而已。更确切的解释应该是“国家是一种社会之公器，是为了维护公民的自由与财产安全而设置机构”。因此，“国家”存在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公民的财产安全与自由。

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三种不同性质之国家，一是“家国”，即国家被一家一姓窃据，被当作是“一家一姓之私产”，从夏朝到清朝，都属于“家国”的范畴；二是“党国”，即国家被一党一派窃据，被当作是“一党一派之私产”，国民党统治大陆时期就属于“党国”的范畴；三是“民国”，即国家被公民所掌控，被当作是“社会之公器”。只有“民国”才真正回归了国家“社会公器”之本质。

对所谓“家国”与“党国”而言，是不能“爱”的，相反，要与之不合作。只有当且仅当是“民国”时，才能爱之。

由是观之，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国家是社会之公器，公民是国家之主体。

作为一个公民，拥有不可剥夺、不可被侵犯、不可转让的基本权利，如财产权、生命权、思想言论自由权、政治参与权等等，权利是人之为人的最起码的尊严。当自己的公民权利受到侵害时，要勇敢地起来捍卫自己的公民权利。公民之所以被称为“公”，还在于每一个公民都有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与义务，公民权利与公民义务是相对应的。

世界各国的现代化与发展历程已充分表明，一个具有自由精神的民族，一定会建立一个自由公正的政府；而一个充满奴性的民族，则会屈服于强权的统治。也就如俗语曰：“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人民，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因此，社会的进步离不开公民素质的提高，合理的现代化的制度框架，更是需要有相应素质的公民支撑不可。要成为一个合格与健全的公民，就需要我们每一个公民获得公民常识方面教育。公民常识的教育是让人成为人的一些现代文明的基本理念、基本价值、基本知识与基本行为准则。公民常识的教育是以尊重人的权利、唤醒人的尊严、珍惜人的价值为开端来重铸灵魂，使我们告别奴性与臣民意识。因此公民常识的教育是国家根本，这也就是已故的李慎之先生“想做一个公民教员”之原因所在。

对于今天的我们而言，要想爱国，就必须成为一个健全的公民，一个在人格与精神上健全的公民。也就如胡适先生所言的：“争取自己的自由就是争取国家的自由，争取自己的人格就是争取国家的人格。一个真正的开明进步的国家，不是由一群奴才造成的，而是由有独立个性、有自由思考的人造成的。”

总之，对当下的中国而言，爱国就是先做一个“公民”，然后让更多人做“公民”。

2006年4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