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谎言体制的坍塌
1941年，中共在延安创办《解放日报》。这是中共创办的第一张大型日报，由《新中华报》和《今日新闻》合并而成。创办初期，它并不是中共的宣传机器。但1942年，陆定一主导对《解放日报》进行改版，便确立了党报宣传机器体制：（1）编委会每个成员分工联系一个党、政、军领导机关，使加强党的观念落到实处；（2）建立稿件审查制度，规定重要的社论、消息、通讯、文章，由党中央审定；（3）建立检查报纸制度，实行领导人看大样制度等。
1949年10月1日，当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之时，就是中国进入极权社会之际。从此，中国人也就从“动物人”转变为“植物人”，对“动物”来说，还可以自由跑动，但对“植物”而言，连跑动的权利也没有。正如因“党天下”言论而被毛泽东打为右派，被邓小平维护“反右”的“正确性”而拒绝给予平反的储安平先生所言：“在国民党统治下，自由是‘多’与‘少’的问题；在共产党统治下，自由是‘有’和‘无’的问题。”
在蒋介石国民党统治大陆时期，对于报纸，采取的是事后惩罚机制，也就是知识分子可以自由创办报纸，只是在报道了国民党不高兴的新闻后，才可能被取缔。被取缔后，还可以换一个名字继续出版。而1949年共产党取得大陆政权后，知识分子根本不能自由创办报纸，要得到共产党的批准才可以办报纸。
中共建立政权后，将中华民国时期的所有报纸杂志广播电台全部接收，并把这些媒体“改造”为中共控制下“以《人民日报》为龙头”的宣传机器。这种宣传机器就是被民主世界视为邪恶之至的“洗脑”，也就是意识形态灌输。经过这种“改造”，民国时期曾经兴盛过的民间媒体从此消失，除了中共党报外，只剩下形式上由所谓“民主党派”主办但归中共领导的《文汇报》、《大公报》与《光明日报》，这些“民主党派”报纸必须按照中共的节拍跳舞。
1951年，曾积极帮助中共夺取政权的“中国民主同盟”以为毛泽东会实践当年的承诺，让其参与国家管理。该同盟在中共的许诺与支持下办了一张表面上由“民主党派”主管的《光明日报》，社长章伯钧以为有了自己的言论阵地，非常高兴。但随之发生的一件事情狠狠地教训了他们。当时中共中央针对一件国际事件发表了声明，并由新华社为各民主党派中央委员会代写了一份联合声明，表示支持共产党的立场。《光明日报》认为自己是民主党派的报纸，于是将民主党派的那个声明放在了头版一条，将中共中央的声明放在了头版二条。结果引起中共高层震怒，认为这样排版是一场“政治事故”，中共宣传部命令追回这一天的报纸，全部销毁，立即重新排印；并指示《光明日报》必须要像《人民日报》那样，将中共列在前，民主党派摆在后。
由于中共治下的媒体实行审批制，任何媒体都必须挂靠在党政机关之下，让党政机关作主管与主办单位。更兼之公众无结社自由，这确保了公众不会有任何公共领域发言可能，不会对中共存在任何威胁。
在中国，甚至连“新闻”的基本定义也被长期纂改了。在一般公众眼里，新闻与宣传是同义语，因为新闻媒介受党的各级宣传部门直接领导，其主要职能是宣传。这与美国政治学者、传播学奠基人之一哈罗德？拉斯韦尔对“宣传”的定义何其相似乃尔！哈氏说：“宣传，从最广泛的涵义来说，就是操纵表述来影响人们行为的技巧。”但新闻与宣传在本质上有许多不同：（1）宣传重符号，新闻重信息；（2）宣传要反复，新闻要新意；（3）宣传重观点，新闻重事实；（4）宣传重时宜，新闻重时效；（5）宣传重操作，新闻重沟通；（6）宣传有重点，新闻讲平衡；（7）宣传要花钱，新闻能挣钱。宣传常常与党派和团体私利、偏见等涵义相联系。
极权国家维持统治的两手就是暴力与谎言。暴力依靠于军队警察，谎言依靠于宣传机器。这也就是毛泽东的“枪杆子”与“笔杆子”的问题。德国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说：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成了真理。前苏联从列宁到斯大林，一直都将媒体当作宣传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机器。苏共的这点统治经验，尽管被民主世界视为邪恶之至的“洗脑”，却被中共全盘照搬，且“青出于蓝且胜于蓝”。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民众素质不高且缺乏独立思考能力的国家里，控制媒体就基本上能左右国民的思想。
媒体是宣传机器，政府将其定位为“党的喉舌”，即媒体必须为党的利益说话。粉饰太平被视为媒体的主要职责，至于什么是事实并不重要，记者的道德良心也必须让位于政府利益。记者们曾编了一段打油诗来描绘媒体的角色：“新闻媒体是条狗，天天蹲在党门口，党叫咬谁就咬谁，叫咬几口就几口！”
媒体在中宣部的操纵和控制下，对国内情况，说今天中国又取得世界巨大成就；对国际情况，说世界还有2/3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对于这些谎言，人们真诚地相信。
但是，1956年的反右派斗争，中共号召知识分子向其提意见的“阳谋”，转眼之间，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把300多万知识分子打为右派。知识分子怀着真挚的心向党提改进意见，党却以“右派帽子”来对其进行“奖励”。这让知识分子们伤透了心，开始怀疑起党的统治。从而，这座由谎言建造的体制也开始坍塌。
林彪事件对知识分子的震撼是非常强烈的。那时，每天吃饭前，民众都被要求像仪式一样说，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敬祝林副统帅身体永远健康。本来，毛泽东被塑造为一个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明察秋毫、洞察一切的万能之神。但他培养、指定的接班人却要暗杀他，是个野心家，是投敌叛国的反革命，天下还有比这更荒谬、更不可思议的吗？事后中央发下一份文件，据说是毛泽东在1966年写给江青的信，用来说明毛早就知道林彪心术不正，当时接受林的吹捧只是为了打倒刘少奇。依照这种解释，无异于承认毛在玩弄权术，把全党和全体革命群众都蒙在鼓里。这岂是一个“伟大领袖”的作为？总之，官方的说词充满破绽，左支右绌，捉襟见肘，自相矛盾，顾此失彼，无论如何都不能自圆其说。人们意识到，原来，毛主席他老人家也不是那么英明，也是要犯错误的。于是，对毛的迷信开始消解，毛的神话开始破灭。因此人们觉醒了，开始怀疑整个谎言体制。
第二章 地下媒体
人们开始怀疑谎言体制，但官方完全掌控媒体，大众开始尝试寻找新的传播渠道，最先找到的就是大字报。
1、大字报是把双刃剑
1957年5月19日，北京大学大饭厅出现第一张“大字报”，质问北大团委出席共青团三大的北大代表是如何产生的。这是中共号召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向其提建议之后，北大学子响应号召而贴出的中国第一张大字报。随后北大学子贴出了一张张的大字报。这一天也被称为“五一九运动”。后来，这些大字报成为“向党进攻”的“罪证”，写大字报的人也被打为“右派”。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作为民主人士与知识分子向党提建议而发明的大字报，随后却成为揭发、批判他们的工具，并且被毛泽东赞扬为是“一种极其有用的新式武器”。
在“大跃进”运动中，大字报得到广泛使用。宣传机器也对大字报功效一再推崇，其作用被吹得神乎其神、玄而又玄，在那个不断“创造”神话的年代制造出一件又一件的滑稽剧。
“大跃进”后，大字报一度沉寂下来。1966年5月16日，文革爆发。5月25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贴出了“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8月5日，为了打倒刘少奇，毛泽东也在中南海亲自贴出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大字报彻底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
大字报表面上谁都可以使用，但事实绝非如此。那些“牛鬼蛇神”没有张贴大字报的权利，甚至，堂堂国家主席刘少奇在受到诬陷的时候，贴出了一份答辩的大字报，贬眼之间也被撕成了碎片。
“文革”大字报几乎有一个固定的格式，先是以择其所需的语录开篇，接着写一通形势大好，然后笔锋一转，抓住被征讨者的只言片语，或断章取义，或张冠李戴，或无中生有，或牵强附会，再佐以“砸烂”、“横扫”等“革命”语言，随意上纲上线，任意口诛笔伐，欲置被征讨者于死地而后快，用当时的时髦语言说就是要“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其永世不得翻身”。
1975年，大字报被写进《宪法》，与大鸣、大放、大辩论一起被称为“四大”。
实际上，大字报是1949年后民间唯一一件不为官方所有完全有效控制的宣传机器。它本身存在匿名发表、绕过官方登记、无时空限制等特点，从而潜在具备自由传播的特征，并有可能在某些时刻突破禁锢。“文革”初期，大字报几乎全部被作为夺权或泄愤的工具，但逐渐地，“不同的声音”开始出现，乃至于风行。在“文革”中期，质疑“中央文革”乃至林彪、江青甚至毛泽东的大字报就时有所闻，而到了1976年“四五运动”前后的北京，大字报的火力更有转向，乃至开始非难“四人帮”以至置疑毛泽东。
文革结束后，大字报曾相对自由地存在了一段时间，在北京出现了“西单民主墙”。而且邓小平也借用了大字报中呼吁他出山的民意，取代华国锋，登上最高权力宝座。但很快，“西单民主墙”出现了批评邓小平的声音，促使他强硬地封杀了大字报，逮捕了魏京生，并进而在宪法上取消了“四大自由”。
从1956-1982年，这26年时间里，中华大地上共贴出了多少张大字报，恐怕是永远无法统计出来，但大字报成了这些年间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2、手抄本：民间传播渠道的开拓
在1949年后一系列的政治运动，特别是反右、文革中，大量书籍被焚烧。但由于存在“内部读物”，这些书属于禁书，采取内部出版内部发行，只供党的高级干部看，这种“内部读物”，一般为灰皮，因此叫“灰皮书”。“灰皮书”有《第四十一》、《一寸土》）（苏联小说，巴克兰诺夫），《跟着太阳走的人》、《高空》、《雁南飞》（以上为苏联电影剧本），还有一些政治书籍《铁托传》、《斯大林传》（托洛斯基撰写）、《新阶级》（南斯拉夫，德尔拉斯）。其中《新阶级》一书影响甚大。德尔拉斯是南共理论家，他认为在共产党掌握政权之后，如不加以防止可能会产生一个压迫人民的新阶级。这令人联想起文革中“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理论。
除此之外，“内部书店”出售黄皮书，“高干”持特殊证件方能进入购买，这些书封面多为黄色，内容多为苏联小说，所以叫“黄皮书”。布隆恰夫的《经理的故事》、叶甫图申科的《娘子谷》和《白轮船》、《落角》、《多雪的冬天》、《你到底要什么》等都是“黄皮书”。
这些“灰皮书”和“黄皮书”，高干可以购买和阅读，其子女也就能阅读，随后高干子女的朋友也就能读到。那时没有复印机、传真机，更不会有博客，也很难得到油印机。这种书一般一个高干子女只会有一本，但想看的朋友却很多，这些人就想出一个解决办法——采用复写纸抄书。把书撕开，一人抄一部份，抄一次就是好几本。当然由于每个人的字迹不一样，可能一本书存在好多种字迹，但书通过这种方式传开了。而且参加抄书的人也越来越多，甚至进行多次传抄。
但“灰皮书”和“黄皮书”种类有限，而且这些书都是国外的，离中国现实比较远。一些人开始尝试自己创作。这些作品创作时是手写的，加之被大量传抄，被称为“手抄本”。手抄本从内容上可分为四类：
一、讲述常识和个人诉求：如张扬的《归来》（这本书以《第二次握手》发行了430万册的）、遇罗克的《出身论》，毕汝协的《九级浪》，《逃亡》，《南京知青之歌》、《重庆知青之歌》、《鸭绿江之夜》、《我是一个资本家的女儿》等；
二、配合高层政治斗争：如《梅花党》（或叫《一只绣花鞋》、《三朵梅花图》、《一张梅花图》等）、《绿色尸体》、《李达之死》、《红都女皇》等；
三、充满娱乐性与猎奇性；如《303号房间的秘密》、《一百个美女的塑像》或《第一百张美人皮》、《金三角的秘密》、《地下堡垒的覆灭》、《三下江南》、《一缕金黄色的长发》、《十七枪打死赵连元》、《远东之花》、《一块手表》、《一个绣花枕头》、《三条命案》等；
四、“禁欲”年代被称为“黄色读物”：《少女之心》、《曼娜回忆录》、《梅茹回忆录》、《新婚第一夜》和《幸福的秘密》等。
《九级浪》于1970年迅速在北京知青中间传抄，并逐渐扩散开去。小说在当时得到普遍欣赏、认同。与《九级浪》同时流传的还有一部《逃亡》。《逃亡》记述，在东北插队的几名知青，扒火车返城的经历。小说运用不同人物的回忆，包容了文革初不同的生活层面，有人性的丑恶、污秽，也有一闪即逝的美妙片断，不同的回忆片断，剪辑在一起构成了文革的历史场景。这是一部敢于直面人生，大胆暴露黑暗面的作品。还没有一部小说，能够把知青悲惨命运揭示的这么尖锐、深刻。
在那个宣称要“触及灵魂深处”的运动中，连汉语中所谓“白纸黑字”的说法，都曾染上了令人惊恐的特定含义，大致可以等于“罪证确凿”的代称；甚至就连一封寻常的家书，到末尾处也往往要暗示阅后即毁。由此就不难想见，在一个越少动笔越发安全的环境中，大张旗鼓地去抄写这类很可能招灾惹祸的可疑文本，这本身就显得相当反常，从而也见证着某种难以遏止的心理冲动。
这方面最有名的例子，就要数任毅那首《南京知青之歌》了。1969年，南京知青任毅在江浦县下乡插队期间，写了一支歌，传唱中被命名为《知青之歌》，今天看起来这支歌无非就是有点小资，“蓝蓝的天上，白云在飞翔，雄伟的南京古城我的家乡，我的家乡……告别了妈妈，告别了家乡……”任毅把这首歌写出来后，第二天唱给同点的知青听。但知青们却通过口口相传，把这首歌传遍了全国各地，以至于任毅在新疆插队的妹妹都会唱。两个月后，任毅回家探亲，听到妹妹唱，让他吃了一惊，但他没有告诉妹妹是他写的。后来甚至莫斯科广播电台广播了这首歌，但被改成男声小合唱，歌名也被改为《中国知识青年之歌》。任毅听了苏联播放，认为问题严重，走进南京娃娃桥看守所去自首，接待他的人认为没事。但半年后，娃娃桥看守所却用汽车把他押送到劳改队。1969年底，南京开始批判《知青之歌》，原因在这首歌被上海回城的知青广为流传，被一批人向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告密，革委会立即向中央汇报，引起了“四人帮”中的江青、姚文元的重视，他们批示要上海成立专门小组调查。因此，1970年2月19日，阴历正月十五，中国人传统的节日——元霄节，任毅被抓捕，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处死刑，期间多次被绑到刑场，后来由于许世友认为不该判死刑，改判十年徒刑，直到一九七九年出狱，差45天九年。
1976年初，杭州汽轮机厂23岁工人李君旭伪造了“周总理遗言”。这篇“遗言”在短短一两个月就传遍了大半个中国，仅安徽一省，就抄出6903份，收缴30028份，可见它的流传之广，威力之强大。1976年4月5日，天安门悼念周恩来的诗词就有794首，几十万人在天安门读诗、抄诗，引发了“四五”运动的爆发，显示“手抄本”这种民间传播力量的伟大。
在图书严重匮乏的年代，抄书风气像伤风一样在知青之间互相传染，有人抄唐诗三百首，也有人抄中华活页文选。但是，“文革”手抄本是当时国人文化精神诉求的晴雨表，它在极权主义的危境中开辟了全新的非官方民间出版传播渠道。
3、地下沙龙
1967年春夏之间，在江青“文攻武卫”的口号下，全国范围内各大专学院、中学的红卫兵组织纷纷出版报纸。当时，中学生只要几个人凑在一起，把手表卖了凑几百元，就能出一张报纸。如：刊载《出身论》的北京《中学文革报》（四三派报纸）一次印刷30000份，一抢而光。《出身论》（作者遇罗克）又引来“四四派”小报载文与之辨论，也销路不错。老红卫兵派则办有《莱茵报》、《新湘江评论》。在大学则有《井岗山》（清华）、《东方红》（矿院）、《长征》（石油学院）等等，这些小报不下有二三十种。一时小报大街小巷满天飞。“中央文革”所利用的几个组织：清华井岗山、地质东方红等小报，经常透露出一些“中央精神”，左右运动发展。如“联动分子陈小虎在广州被抓”等谣言也是通过这类小报登出，意在攻击陈毅。这些小报上登有政论、评论、杂文、诗歌、散文。1967-1968年北京小报满街，加上外地小报入京。当时小报的销售不成问题，一般人为了解瞬息万变的运动情况，搜寻小道消息，都乐意购卖小报，但对其报上观点，一般并不认真对待。
在北京各中学“四三派”、“四四派”登上政治斗争舞台的同时，“老红卫兵”已开始脱离政治斗争。除—部分人结伙进行文艺演出，大部分开始“逍遥”。作为被当时批判的“逍遥派”、“颓废派”这些人聚在一起游山玩水、聚餐、交流书籍、传唱外国歌曲、学写新旧体诗等，这就是后来文艺沙龙的雏型。
实际上，早在1962年年末或1963年年初，郭沫若的儿子郭世英与张鹤慈、叶蓉青、孙经武、金蝶等人组织“X诗社”。这是最早的地下沙龙。郭世英由于看不惯他父亲没有骨气，想与俄国“十二月党人”一样生活。这个小组研究讨论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是不是阶级斗争？大跃进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毛泽东思想能不能一分为二？什么是权威？有没有顶峰？等等敏感问题。没过多久，他们的言论和活动，引起北大和公安部门的注意，将他们的书信和油印刊稿截获。由于赫鲁晓夫的名字俄文拼写的第—个字母也是X，X小组便“顺理成章”地被视为“赫鲁晓夫集团”。郭世英被定性为：“有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性质属敌我矛盾”，但“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被迫于1963年夏离开北京大学哲学系，下放河南西华农场劳动。三年后回到北京农业大学学习栽培学。文革爆发后的1968年4月26日，被迫害致死。
“X诗社”惊动了毛泽东和中共高层，一是X诗社的成员多是高校学生，二是成员的家庭出身多是高级知识分子，甚至有军队的高级干部。张鹤慈是北大教授张宗炳的儿子，而张宗炳则是著名学者张东荪的长子。
与“X诗社”同时成立的还有，张郎郎、张久兴、张新华、董沙贝、于植信、张振州、杨孝敏、张润峰等人组织“太阳纵队”诗歌沙龙。这个沙龙宣称，这个时代根本没有可以称道的文学作品，要给文坛注入新的生气，要振兴中华民族文化。“X诗社”成员的被捕，使“太阳纵队”如惊弓之鸟，才活动几天即自行解散。
当张郎郎逃跑时，给朋友写下：相信未来。郭路生因此而写下了那篇名作《相信未来》。仅仅凭着《相信未来》一诗，郭路生名满天下。他的诗在当时的青年中间秘密流传甚广。无论是在山西、陕北，还是在云南、在海南岛、在北大荒……只要有知青的地方，就秘密传抄他的待。郭路生成为文革中新诗歌运动的第一人。北岛回忆说，他当时为什么写诗，就是因为读了郭路生的诗。
1969年冬天，部分知青由农村逃回城市，留在城市的知青与从乡村归来的知青重新聚合，组成“地下文艺沙龙”，大家一起谈哲学，谈马列，弹琴唱歌，也搞文学，蹬自行车外出野游。在北京有黎利的沙龙和赵一凡的沙龙。
其中赵一凡的沙龙特别活跃。文革初，赵一凡的足迹几乎遍及整个北京，到北大、清华等校去抄大字报，致力于收集民间流传的各种各样的小报、传单。文革后期，收集各种手抄本的诗歌和小说，并传播这些手抄本书籍。交换图书，交谈读书体会，是其沙龙的主要活动，一方面扩大了“圈子”，另一方面促进了文化启蒙。郭路生和齐群等人，以及后来形成的白洋淀诗群，都与赵一凡有过接触交往。
“九一三事件”之后，文革进入低谷，北京的沙龙开始活跃起来。1972年夏天，国务院宿舍、铁道部宿舍有一个小小的沙龙。以徐浩渊为促进者或沙龙主持人，她是当年“二十八个半布尔维克”中那半个布尔维克徐迈进的女儿。这个沙龙是大家聚在一起唱歌、看画展、交流书籍画册、为某一位成员过生日、出游等等。由于有后来成为“白洋淀诗派”的头面人物的岳重、栗世征参与这个沙龙，因此这个沙龙被称为“白洋淀诗派”诞生的产床。芒克、岳重、多多、宋海泉、方含、赵振开（北岛）、江河、甘铁生，这些人都在白洋淀插队或游历，从1971年后分别开始写诗，因此被称为“白洋淀诗派”。
在各种沙龙中流传的诗歌，通过不同渠道汇聚到赵一凡的沙龙。出入赵一凡沙龙的文学青年们大多都开始学习写诗，几乎人人是诗人。
1974年1月，赵一凡的文艺沙龙被公安局抄获。大量地下文学资料被作为“反革命文艺”材料抄没。赵一凡被定为“第四国际”反党集团首犯，其余十几人作为集团主要人员被捕入狱。因此，北京地下文艺沙龙纷纷解体。
虽然地下沙龙解体了，但是这些沙龙的聚集者后来创办了民办刊物，成为八十年代的启蒙者。
第三章 民间媒体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的去世，标志着一个充满阶级斗争的极权主义时代结束。随着“四人帮”的垮台和政治气氛的宽松，成千上万的民众从各地涌到北京，找中共有关部门上访告状，要求平反他们过去的冤案。在以往的各个政治运动中被迫害的人以及被牵连的家属，总数约一亿人，占当时中国大陆人口的1/10.
但由于“两个凡是”的影响，加之信访部门的官僚主义，大批冤案得不到平反，很多上访人连申诉的机会都没有。那时胡耀邦对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还没开始，这要等到1978年12月18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正式开始。因此，1978年秋天，一些上访者把他们的冤情写成大字报，贴在北京中南海旁边西单十字路口东侧路北一排约有200米长的灰色矮墙上，向社会各界申诉他们的苦难并寻求援助。因为这里来来往往的人很多，在此之前，常常有人在这排矮墙上贴寻人启事和小广告，引人注目。大字报越贴越多，后来人们称这堵贴满申诉材料的墙为“西单民主墙”。
开始，只是在申诉冤案，但很快就发生了变化。有人开始探究产生这些冤案的背后原因。有的大字报提出，“没有毛泽东，林彪和四人帮能不能获得权力？”有的直接问：毛泽东难道没有错误，人民难道不可以议论他的错误吗？这些议论的结果是“毛泽东不是神”——一张近万言的大字报从毛泽东的错误阐述到制度问题，认为“没有哪个人可以一辈子不犯错误，关键要有一个有效、健康、科学和民主的社会制度来保障。”他们提出“我们没有特别的野心，我们是普通人；但我们要做一个幸福、自由的普通人。”
随着各种冤情被披露，以及文化大革命的暴行被不断揭露，人们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民主墙上的政治评论也越来越多。但由于这堵民主墙面积有限，要张贴的大字报太多，往往上午贴出的，下午就被其他大字报覆盖。于是一些人开始寻求志同道合的伙伴，组织民间团体，出版油印刊物。从而开始了中共统治下第一次有群体民间组织和民办刊物的历史。
这种在北京街头自由张贴发表政见的大字报源头，要追溯到1976年清明节时的天安门事件。那时，“四人帮”的罪行早已天怒人怨，趁清明节的时机，人们纷纷到天安门广场烈士纪念碑前送花圈送挽联，越来越多的贴出反对“四人帮”的政治诗文，形成了1976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这也是促使结束“四人帮”专政的一股强大的群众力量。粉碎“四人帮”后的1977年清明节，天安门纪念碑周围也贴了很多怀念周恩来和庆贺粉碎“四人帮”的诗文。1978年清明时，纪念碑周围贴的政治诗文更多。1978年4月6日一篇署名霍华和尹明的大字报发出建议，他们认为，应当把张贴政治性的大字报经常化，不必限于清明节。文章说：“我们应该把这块地方作为不中断的论坛，不闭幕的会场，不休战的阵地，随时把我们的思想言论写出来，把我们的作品发表出来，在这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这里，每一个人都可以作为政治家、思想家、科学家、艺术家、理论家、作者，同时又是读者、听众、观众、批评家。在这里，每一个人都是社会的主人。”当时，人们认为这就是“民主墙”的倡议书。当然，天安门广场不适于成为经常张贴大字报的地方，人们在寻找一个更为适合的场所。
这时，出现了一件事，更直接引发了西单民主墙的出现。“文革”一开始，深受广大读者欢迎的《中国青年报》和《中国青年》杂志被停刊了。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国青年》于1978年9月11日复刊，《中国青年报》于10月7日复刊。出人意料地是，《中国青年》的第一期复刊号登有介绍1976年4月5日“天安门事件”中同“四人帮”作斗争，在迫害面前坚强不屈的青年工人韩志雄事迹的文章《革命何须怕断头》，选登童怀周编辑的《天安门诗抄》（这本诗集曾印行过，遭到汪东兴的批评，此次《中国青年》以《青年革命诗抄》为标题，选登其中一小部分）。这触怒了当时主管宣传的党中央副主席汪东兴，他下令把已经发出去的《中国青年》复刊号通通收回，禁止发售，引起了广大青年读者的愤慨。有人把这一期杂志一页一页地张贴在西单那一排矮墙上，轰动了北京城，成千上万的人们涌到西单墙去看。很多人读后，在这个墙上贴出短短的大字报和长长的小字报，表示反对禁止发售《中国青年》。另一些要求肃清专制余毒、要求民主、要求言论出版自由的大字报，也越来越多。如这年12 月贴出的任畹町、魏京生等写的文稿，要求政治民主化，引起很大的反响。一些青年还自发地组织了一些民间团体，出版了一些民间刊物。来这里贴大字报看大字报的人越来越多，因而人们把这里叫做“西单民主墙”。
实际上，比“西单民主墙”早十几天前，贵州诗人黄翔与李家华、方家华、莫建刚组织了“启蒙社”，出版刊物《启蒙》，并把它贴在了天安门广场东侧王府井大街原《人民日报》门前巷口和巷内两侧的木板围墙上。在1978年10月11日出版的创刊号上，黄翔发表了长诗“火神交响曲”，这首诗猛烈抨击了毛泽东的偶像崇拜，呼吁放弃专制和封建迷信和建立一个稳定的民主政府。黄翔的大字报一贴出来就观者如潮，有其天时地利人和等特殊条件。他对此的说法是：“立于天安门广场，撒泡尿也是大瀑布！放个屁也是惊雷！”从时间和北京的政治环境看，那时即使不出现黄翔，也会出现王翔。
当天晚上整个北京全城戒严，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华国锋以为要发生“匈牙利事件”了。黄翔等四人的档案用三叉戟飞机送到了北京。那时中共中央内部斗争还很激烈，有人坚持两个“凡是”，有人要摆脱毛泽东及文化大革命的影响，邓小平巧妙地利用了当时的形势和民间的力量。之后，黄翔他们四人来到天安门广场，解开裤子，光天化日之下朝毛泽东像撒了泡尿。
黄翔第二次上北京，在1978年11月24日中午十二时在天安门广场，公开宣告成立民间民主社团“启蒙社”。黄翔还爬上楼梯，在面对毛泽东纪念堂的一排木板钉成的墙壁上刷下了两条大幅标语：“毛泽东必须三七开！”“文化大革命必须重新评价！”黄翔的文章和标语贴出后，迅速在北京流传，关心政治的人大多知道这件事情。
一首张贴在街头朗诵在街头的诗，成为北京人谈论的话题，实在是由于诗中的人权和政治诉情。黄翔的诗的最明显特征，就是人权政治诉情强烈到人们往往已不大去注意诗本身的才情，尤其是在他朗诵的时候。黄翔在朗颂中多次向热烈的围观人群高声征询：“新式偶像该不该砸碎？”“精神长城该不该拆除？”每次都得到轰响的回应。也许，可以说黄翔的诗是用艺术调制的人权政治诉情。正是由于这一特点，在当时的中国才会产生热烈的反响，也才可能以这种独特的浪漫的方式在当时的中国产生。
不久，一批“启蒙社”成员认为黄翔的观点保守，分裂出去成立“解冻社”。在1979年2月27日出版的《解冻》刊物中，倡导卢梭的人权思想、孙中山的民主理念、基督教的和平精神、节制和世界人类之爱。同时提出中国应实行两党制，由国、共两党公平竞争。
1978年12月23日，北岛、芒克、黄锐、陆焕兴等人创办了文学刊物《今天》。在创刊号“致读者”中引用了马克思的话剥离出文化专制的实质：“没有色彩就是这种自由唯一的色彩，每一滴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耀着无穷无尽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着什么事物，却只能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今天》第一期出版后，编辑部因是否卷入政治而出现分裂，除了三个发起人，即芒克、黄锐和北岛以外，都离开了。从第二期起，《今天》开始走向正轨：基本保证定期出版，并通过邮寄发行到全国，每期一千本，并先后出版了四本丛书。但《今天》发表的诗歌被官方贴上“朦胧诗”的标签。严格地说，《今天》诗歌与其说是艺术流派，不如说是松散的文学团体。如果说有什么共同倾向的话，那就是对一统天下的主流话语的反抗，摆脱意识形态的限制，恢复诗歌的尊严。
青年工人任畹町主办的《中国人权》杂志，第一次鲜明地提出中国的人权问题。该刊提出十九点宣言，其中包括呼吁把毛泽东纪念堂迁出天安门广场等。
在众多民刊中，比较引人注目的是，由青年工人徐文立主持的《四五论坛》。这本刊物团聚了一批热心探讨中国前途的青年理论人员，发表了很多极为大胆并有创见的文章。
和《四五论坛》观点比较相似的是，1978年底，陈子明、周为民、韩志雄、王军涛、李盛平、吕朴、吕嘉民、王雷、闽琦、李南、郑晓龙、严江征、毕谊民等办起民间独立月刊《北京之春》，力图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主张民主、科学和政治改革。这些人是一批干部子弟，认为自己是站在党内改革派一边的。该刊经常刊载一些党内消息，呼吁为被毛泽东打倒的一些中共高层干部平反。
据许行先生为《中国民办刊物汇编》写的序言“中国民刊的崛起和挣扎图存”一文中统计，当时在北京出版的民刊至少有55种。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是，《探索》、《四五论坛》、《今天》、《北京之春》、《启蒙》、《沃土》、《群众参考消息》、《求是报》、《民主墙》、《人民论坛》、《中国人权》、《解冻》、《新天地》、《民主与时代》、《科学民主法制》、《生活》、《原上草》、《燧石》、《哲理》、《火花》、《百花》、《狂飙》、《我们》、《墙》、《时代》、《学习通讯》、《北京青年》等。
除北京西单的民主墙外，至少其他26个城市也有各自的民主墙。在北京之外，至少还有127种民刊在出版发行。它们中较有影响的是，上海的《民主之声》，广州的《人民之声》、《人民之路》、《生活》，天津的《渤海之滨》、《新觉悟》，青岛的《海浪花》，长沙的《理想通讯》、《共和报》，开封的《无名》，杭州的《沉钟》、《思考》、《浙江之春》，武汉的《钟声》、《启明星》、《记事报》，贵阳的《使命》、《崛起的一代》，长春的《雪花》、《眼睛》，哈尔滨的《下里巴人》，宁波的《人间》、《飞碟》，温州的《呐喊》，太原的《习作园地》，锦州的《民主和法制》，西安的《视野》，保定的《潮》，重庆的《小字报》、《公民报》等。中华全国民刊协会会刊《责任》。
此外，很多大学也办了学生刊物。如较出名的有复旦大学的《大学生》，中山大学的《红豆》，武汉大学的《珞加山》，南开大学的《南开园》，四川大学的《锦江》，吉林大学的《赤子心》等。全国13所大学学生还联合办了《这一代》。
在三十年的信息封锁和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包围下，这些人进行的深度思考是相当可贵的，而且他们还敢于自行油印出版刊物，发表大胆政论直接进行传播和交流，这就更需要有相当的政治勇气和胆量。后来，还一度成立民刊联席会——中华全国民刊协会这样的组织来协调民刊的活动。
这些民刊与前苏联以及东欧的地下刊物不同，他们都在刊物上写上主办人的姓名和通讯地址。他们援引宪法言论和出版自由的条款向当局申请登记，但当局对此始终置若罔闻。这种带着思想启蒙色彩的群体不同声音，传播之广阔，影响之深远，在中共统治下是前所未有的。
有一位办刊物的人想将他的刊物从“地下”转为公开，便到出版局登记。那里的负责人拿出了一份1950年颁布的“出版暂行条例”来，指着上面的条文问：这里规定凡出版刊物要有两家铺子作保，你有吗？就这样，这位办民刊的人只好悻悻离去，继续“地下”出版他的刊物，直至因此被捕。
在这种不同声音中最大胆的是《探索》杂志。它从一开始出现就带着向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现实挑战的姿态。该刊创刊号上说“我们不相信有绝对正确的理论和绝对正确的人”，“人民要求的，仅仅是要求一些原属于他们自己的东西。”《探索》杂志第一期刊登了该刊主编魏京生写的长篇论文“第五个现代化”，鲜明地挑战周恩来提出、继而邓小平强调的中国必须进行四个现代化的观点。魏京生认为，没有政治体制以及整个社会制度的改革，四个现代化的目标是无法实现的。要想实现四化，必须同时进行第五个现代化，即政治民主化。在该期《探索》上，还摘要刊登了国际大赦组织编发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犯情况的报告（一九七八）》。
即使在邓小平已严厉批评了民主墙，政治气氛非常紧张的情况下，魏京生仍在《探索》号外上撰写了题为《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的措辞尖锐的社论：当时中共十一届三中已开完，邓小平击败了党内凡是派，已获得了空前的个人权势和声望的情况下，魏京生却敢于直接质问：“邓小平值不值得人民信任呢？”
实际上，邓小平最初是支持民主墙的。当时邓小平正在与以华国锋为首“凡是派”斗争。斗争初期，需要利用民间刊物向“凡是派”施压，而且确实很多民间刊物支持以他为代表的党内改革派，所以邓小平在日本社会党委员长佐佐木良作时说：“写大字报是我国宪法允许的。我们没有权利否定或批评群众发扬民主，贴大字报，群众有气要让他们出气。”1978年11月与美国记者诺瓦克的谈话后，诺瓦克还在民主墙前传达邓小平的讲话：“民主墙是好事，人民有这个权利。”1979年1月北京市委曾经下达文件试图镇压民主墙，就因为邓小平为民主墙叫好而不敢动手。后来，胡耀邦向邓小平汇报理论务虚会的时候，邓小平说：“西单民主墙，可有劲啦！”。他还给胡耀邦一个任务，上半年要写出一篇三四万字的大文章，五四发表，说：“十月革命以来民主都没有搞好，苏联犯了错误，我们也犯了错误。资产阶级是搞民主起家的，我们要超过资产阶级民主。”他表示支持民主墙，也大谈民主问题。他甚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还利用民主墙对“凡是”派施加压力，目的是向凡是派夺取最高权力。1978年12月13日，叶剑英在三中全会讲话中也高度评价民主墙。叶帅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党内民主的典范，西单民主墙是人民民主的典范”。叶帅的这两句话十分重要，代表了当时对民主改革势力的评价。可惜，叶帅的这两句话，在正式印发的三中全会文件中，被胡乔木删掉了。
但任畹町等人在民主墙贴出了《中国人权宣言》以后，特别是魏京生贴出《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后，邓的态度明显大变。在魏京生贴出文章的同时，有人贴出一张小字报，题为《致邓副主席的公开信》，署名“丽萍”。它说：“中央所作的毛主席的错误是微不足道的结论，违背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毛主席的错误是微不足道的”正是邓小平的原话；邓小平一向标榜“实事求是”，批评他说的话“违背了实事求是的原则”，这就大大地拆了他的台。“丽萍”还有更尖锐的说法：“在毛主席后的十年里，从毛主席的政治路线看，中心内容：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这条路线把主要矛头对准了持不同政见者，把他们投入监狱。而更触目惊心的是导致了空前的各种类型的民族自相残杀。”“从毛主席的组织路线看，没有毛主席的支持，四人帮能把刘邓陶打倒吗？大多数老干部能这样土崩瓦解吗？没有毛主席的独裁，社会能大倒退吗？”这张小字报完全是针对邓小平的。但他不说邓小平独裁，而说毛泽东独裁。如果毛泽东的独裁能够成立，那么“维护毛主席的旗帜”的邓小平是什么？不证自明。这就是批评毛泽东，遏制邓小平。
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中，批判林彪、四人帮不需什么勇气，因为他们已成为中国政治舞台角斗中的失败者；批判华国锋为代表的凡是派，需要一些勇气。但凡是派已经势力大降，批判他们冒的风险并不十分大，而且还可以从正上升的改革派中得到某些益处回扣。而批评一个权势炙手可热、几乎正处于声望峰顶的邓小平，却需要相当大的政治勇气和超人胆量。
随着党内斗争的胜利，邓小平不再需要民间力量，加之魏京生在《探索》杂志对他的强烈批评，促使他决定逮捕魏京生，取缔民间刊物。1979年3月25日，魏京生在贴出大字报《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四天后被捕，同年11月以“反革命煽动罪”和“泄露国家机密罪”被判处15年监禁。而1980年9月，《今天》得到第一次警告，要求停止一切出版活动。北岛他们改头换面，成立“今天文学研究会”，出版了三期内部资料。同年12月，再次接到最后通谍，于是停刊。但他们同时发了一封公开信，寄给文艺界的知名人物，希望能得到他们道义上的支持。一共寄了三百多封信，除了收到萧军的回信，根本没有任何回应。
1979年11月五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决议，取缔“西单墙”。在人大常委会讨论取缔“西单墙”的时候，理论务虚会也正在召开。范荣康和余焕春在理论务虚会上的提出建议：“把劳动人民文化宫改为民主公园，专设大字报区。”胡绩伟在人大小组会上转述了范荣康和余焕春“以民主公园代替民主墙”的建议。随后胡绩伟向胡耀邦介绍，胡耀邦也赞成设一个民主公园，要胡绩伟去同北京市委商量。北京市委研究后说，劳动人民文化宫原来有很多业务，要打乱原有格局影响很大。同意另外选一个公园作为试点。结果选上月坛公园，设了一个大字报区。这时由于魏京生被捕，形势日益紧张，去贴大字报的人很少。那里又不是交通要道，专门去看大字报的人更少，所以这个试点无疾而终。
12月6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发出通告，禁止在西单墙张贴大字报。热闹的民主墙成了冷落的“鬼打墙”。1980年9月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关于取消“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问题，都作了决议。1981年2月中共中央下达“九号文件”规定，“处理非法组织和非法刊物”的总方针是：“决不允许其以任何方式活动，以任何方式印刷出版发行，达到合法化、公开化，决不允许这些非法组织、非法刊物的成员在单位之间、部门之间、地区之间串连，在组织上上实现任何形式的联合”，因此民间刊物只存在两年就这样被绞杀了。1981年4月10日，北京和全国各地的公安机关统一行动，将民办刊物的主持者一网打尽，全国著名民刊的主要编辑几乎都被捕入狱。他们当中，有闻名中外的魏京生、刘青、王希哲、何求、傅申奇、任畹町和杨在行等。此外，1980年大学生选举风潮时学运领袖陶森等，以及大批持不同政见的人士也身陷囹圄，甚至连关心、探望国内民运人士的香港青年刘山青，也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判十年囚禁。
第四章 “擦边球”媒体
宣传机器一直强调“政治家办报”、“自律”。这里“政治家”就是要一切听党指挥，不要有自己想法，也就是不要有任何良知的人。“政治家办报”这样的毒素，对传媒人毒害之深实在前所未有，甚至连南方报系的掌舵人范以锦先生也一再强调。
而“自律”就是要确保那些可能让上级领导不高兴、不喜欢的事情一定不要报道，在没有被宣传管理部门阉割前自己阉割自己。这里只是说“可能”，不是一定会让领导不高兴、不喜欢，至于什么是可能，那就是各个报人自己去揣摩。这样的“自律”要求从总编到主编、编辑，甚至普通记者都严格执行，不去接触那些敏感、领导不喜欢的新闻，即使遇到这样的新闻也假装没有看见。在一次座谈会上，中央电视台台长杨伟光曾谈到过“枪毙”节目的问题。他以《焦点访谈》记者陈耀文为例，说他从因节目被“毙”而流泪到自己“枪毙”自己的节目，表明了《焦点访谈》的记者在不断成熟。
但是谎言体制已经坍塌，民众不再相信党报。在整个80年代，政治环境比较宽松。只有民主墙时期抓捕了魏京生等人，从1978-1989之间，没有抓捕过政治犯或者良心犯。由于一批有良知的人成为负责人，因此报人开始尝试打“擦边球”。“擦边球”的比喻来源于乒乓球比赛，在比赛中把球打在球台边缘，使对手无法接球而获得胜利。这里的意思是，报人根据判断，觉得报道某条新闻，可能会惹领导不高兴，但又不会使领导太不高兴，而后决定报道。采取这样的报道方式一般经过认真计算风险的，确保不会让领导暴怒，不会让领导撤换他的职位，甚至更不会导致报社被解散。大多数情况这样的计算是安全的，但也有计算不准确的。
首先的呼声来自于《人民日报》。1979年，《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提出“党报的党性与人民性的问题”，认为党报如果不千方百计办成人民的报纸，党报就没有人民性，也就没有党性，也就不配称为共产党的党报。虽然早在1945年胡乔木就在《人民的报纸》中说“党报是人民大众的报。”但现在在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他却与中宣部部长邓力群一起对胡绩伟进行批判，认为其观点是错误的，也就是说，后期的胡乔木批判早期的胡乔木。但胡继伟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直到1983年在“反精神污染”中与副总编王若水一起被罢免职务。
1979年11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北大教授郭罗基的《政治问题是可以讨论的》，文中说：“有人发表反革命言论怎么办？好办，你发表革命言论同他辩论，对他批判就是了。对反革命言论不能放纵姑息，但不要动手抓人。法律惩罚的对象是行为，不是思想。”需要注意的是，当时正是对魏京生进行审判的时候，在这样一个时刻又在《人民日报》发表这样媒体发表这篇文章，很有“擦边球”的意味。1981年，《人民日报》又发表郭罗基的《要认真杜绝个人崇拜》一文，说“为了改变突出个人的权力结构，首先废止干部领导职务实际上存在的终身制和指定接班人的做法；党政必须分开，在党内严格实行民主集中制，将权力集中于领导集体，而不是集中个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要健全人民代表大会制，切实保障人民行使选举、罢免、监督的权利，逐步实现马克思所说的‘人民管理制’，即在共产党领导下，由人民群众直接参与经济、政治、文化的管理。”这篇文章发表前，郭罗基将原稿送给了胡耀邦征求意见，胡耀邦审阅了全文，又进行了修改、删节，批准在报上刊登。
与此同时，《中国青年报》也在打“擦边球”，“六四”以后中国青年报的“擦边球”传统沉寂了6年后，又从创办《冰点》开始打“擦边球”。
1985年，“左王”邓力群被免去中宣部长职位后，朱厚泽接任部长。据戴晴透露，朱厚泽新上任不久，在给《光明日报》的一次讲话中对记者说，你们是深入群众第一线的，作为上级，我只有全力支持你们。一年以后，朱厚泽提出了“三宽”政策──对不同意见和看法要宽容一点；对不同意见者要宽厚一点；要努力使空气和环境宽松一点。
此时的戴晴正在《光明日报》做《学者答问录》，她与梁漱溟、冯友兰、陈岱孙、张岱年、董乐山、方励之、严家其等40位学者进行对话，产生深远影响，以至于2003年《新京报》创刊时，《光明日报》领导向《南方日报》领导介绍报社历史，着重提到戴晴与储安平两人。
在这种环境下，《深圳青年报》最为大胆，发表了王若望的《一党专政只能导致专横》、方励之的《政治改革的关键是多党制还是一党制》、刘宾雁《中国一直在进行着一场无声的充满血和泪的大辩论》以及一位工程师《中国的改革需要推倒新的‘三座大山’》，这些文章触及一党专制、批评党的永远“光荣伟大正确”、以及推翻马列主义、斯大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新的三座大山。但《深圳青年报》最为大胆的是1987年发表劝邓小平退休的《我赞成小平退休》文章以及《人民有议论领袖的权利》的评论。中共元老薄一波对此很生气，说“你们希望我们这些老头子早点死吧！”。当时正值“反对资产阶级精神自由化”运动，总书记胡耀邦被迫辞职，三名知识分子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因此被开除党籍，《深圳青年报》也被封杀。
同期遭到查封的还有《青年论坛》杂志、《社会报》、《安徽科技报》，这些报纸都是由于大打“擦边球”而触犯禁忌。特别《社会报》，由于其经济上的完全独立和报社内从未设立过党组织，因此被称为第一份准民办性质的报纸。
在所有“擦边球”媒体中，最著名的要算《世界经济导报》。“擦边球”也是其总编辑钦本立倡导的。1980年，曾经办过《文汇报》的钦本立创办了《世界经济导报》，名义隶属上海社科院和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实际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总编辑负责制。而理事会成员多为经济学界知名学者和退休中共高级官员。这样的组织结构，明显地与其他党委机关报的严密控制不同，因而这张报纸利用这种管理上的结构性松动，争取了很多自由空间。有着几十年党龄，并经历多次政治运动的钦本立一直很小心谨慎地平衡着报纸版面，使它即发出推动改革开放、解放人们思想的文章，又不越过党的“雷池”，他称之为“打擦边球”。甚至在1987年“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中《世界经济导报》仍然发表《改革的飓风横扫克里姆林宫》和陈一咨的《政治改革是经济改革的保障》。它的大声倡言政治体制改革，使它迅速获得读者的欢迎，发行量达到30多万份，读者大多为知识分子和中共官员，在当时一千多家报纸中独树一帜，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官方采取低调处理。《世界经济导报》与《新观察》杂志联合主办了“耀邦活在我们心中”的座谈会，并且在439期发表座谈会纪要。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大怒，撤销钦本立的总编辑职务，派“工作组”进驻了《世界经济导报》。5月8日，该报出版最后一期后，被江泽民关闭。此举一下在全国新闻界引起喧然大波，从北京的大报到地方上的报纸，编辑记者纷纷自发组织声援钦本立的活动，在街上游行的学生也举出支持《世界经济导报》的标语，一时《世界经济导报》遭遇成为八九运动的一个焦点。此时在《中国青年报》学校教育部兼科教部主任的李大同，在报社内率先发起了要求新闻改革的呼吁。他领衔起草了一份给报社领导的公开信，几乎所有编辑记者都参加了签名。公开信要求落实中共十三大有关“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的精神，全面、客观、公正地报道学潮情况。此后美国全国报业协会授予钦本立“新闻自由奖”，但同时钦本立却在病床上受到中共“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在胡耀邦病逝两周年那天，一代报人钦本立溘然长逝。
钦本立的一位朋友在回忆他的文章中写到，“钦本立比喻编报像打乒乓球，在中共当局所能容忍的极限下以打擦边球的巧妙方法，希望为中共的改革和开放出谋献策，用他自己的话说‘尽一份愚忠’。但凡是打过乒乓球的人都知道：靠打擦边球只能赢一分或两分球，要想赢得全局的胜利是不可能的。钦本立最后的结局不但是报纸被封，还在他临危之际被宣布这位毕生忠于中共的老党员‘留党察看两年，以观后效’的判决。他在临终前才向一个老朋友悲叹∶直到今天我才明白，但是晚了。”后来江泽民凭着封杀《世界经济导报》的“功绩”入主中南海。
《世界经济导报》被封后，《中国青年报》、《中国日报》、《人民日报》、《中国妇女报》、《光明日报》、《中国农民报》和《工人日报》等中央级报纸的编辑记者都联名抗议上海市委践踏新闻自由的做法。4月28日，《中国青年报》88名编辑和记者签署了一份慰问电文：“谨向一向为我们所敬重的《世界经济导报》及钦本立同志致意！真实的新闻永存！”《中国日报》75名编辑和记者签署了另一份电文慰问钦本立，并向《世界经济导报》同仁表示敬意。该电文称：“威武不屈，钦总树天下报人风范；真理不死，导报是十年改革先锋。”
在“八九运动”中，涌现出许多“擦边球”媒体。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将民众的悼念活动定性为“一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社会动乱”。本来学生此时已经冷淡下来，而这篇社论却导致学生采取到天安门绝食的抗议行动，引发了后来的大屠杀。这篇社论发表后，由于不是通过正常程序发表的，《人民日报》的编辑记者，要求报社领导在报上公开说明这篇社论发表的过程以及收回这篇社论，但社长钱李仁坚决拒绝。
而《科技日报》编辑记者绕过总编辑，4月23日报道天安门学生运动，这是媒体第一次公开报道天安门广场上的情况，受到学生们的热烈欢呼。这期报纸被学生大量复印，贴在市区。学生在游行中举出“向《科技日报》致敬，新闻要讲真话”的标语。
5月4日，北京新闻界举行大游行，参加游行的有许多白发苍苍的老编辑和老记者。游行由新华社总社门口出发，游行至天安门广场，举着“新闻要说真话”、“不要逼我们造谣”、“学生运动绝非动乱”等标语，有新华社、中新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中国农民报》、《科技日报》、《法制日报》、《亚太经济时报》等报纸的编辑记者参加。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是退休记者，她走进队伍后说，“有多少年没这么扬眉吐气了！”这是北京新闻界首先打破全社会的沉默，第一个走向街头，旗帜鲜明地声援学生。这也是中国新闻记者49年以来第一次走向街头，公开喊出了许逆官方的口号。中共第一喉舌《人民日报》的新闻人，也高举标语：“四？二六社论不是我们写的！”
这次游行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日报》、《工人日报》、《科技日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和新闻研究生院都高举着报社名字的旗帜和横幅走向街头游行，声援学生。《北京日报》和《北京晚报》打着“不以一人治天下，岂以天下捧一人”的标语进行游行。
除了参加游行外，新闻界还提出了要新闻自由的诉求。北京新闻界1000余编辑记者签名的呼吁书，直接要求解除报禁，认为人民有知情权、参政权、监督权和批评权，新闻要自由公开，重大情况要让人民知道，要有保护新闻的法律。在新闻界上街游行举着的标语上，很多也都写着“要新闻自由，要言论自由”，“我们要说真话，不要逼我们造谣”。
5月16日，赵紫阳指示，“目前新闻自由是一个焦点。前一段对学潮的报导放开了一些，游行作了报导，看来新闻公开程度增加一点，风险不大。”这一下子给新闻界“松绑”，5月18日开始，《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农民报》、《中国妇女报》、《工人日报》、《经济日报》、《中国日报》、《深圳商报》、《蛇口通讯报》等媒体都公开报道天安门绝食学生情况。《蛇口通讯报》甚至还发表了深圳大学全体中国共产党员的“致中共中央紧急通电”和“致中共中央及全党的公开信”，在整个八九期间，一个单位以全体共产党员的名义致中共中央公开信的只有深圳大学一家。
从5月16日，赵紫阳的“新闻可以放开一点”指示到5月20日北京实行戒严，大约有100个小时的时间，因此有人称这是中国大陆的新闻管制四十年来第一次“松动了一百小时”。但仅仅就是这一百小时的媒体公开报道，对整个“八九事件”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5月19日晚，北京宣布戒严。这时再支持学生就等于与党中央对着干，但《人民日报》在戒严第一天就在报上开辟了《北京戒严第几日》的新闻专栏，每天一篇，逐日报道北京的情况。在“天安门广场一瞥”、“当今北京人的公德意识”等通讯中，记者真实报道了在有几百万人上街游行、连续几十天的示威集会中，竟没有发生一起抢银行、砸商店、破坏公物的事情发生。而且，在学生游行所显示出来的爱国情操影响下，人们的道德情操也有所净化，连小偷小摸也少见了，有人称北京的小偷也被学生绝食感动得“罢偷”了。5月20日，即戒严第一天，虽然《人民日报》社长钱李仁说，“你们要走出报社大门，就先在我身上踩过去。”但其编辑记者还是到天安门广场进行游行。在游行时还散发了与《人民日报》一模一样的《人民日报》号外。这期号外是吴学灿绕开报社领导编印的，披露了赵紫阳被罢免总书记职务等消息，并建议人大立即罢免李鹏总理职务。这引起了李鹏的震怒。“六四”后，吴遭到通缉，1989年年底在海南被捕，后被以“反革命煽动罪”判刑四年。作为党的喉舌，《人民日报》在历史上几次重大事件中，扮演了为虎作伥的角色。这一次，他们再也不愿当“喉舌”，要求有自己的声音。
戒严第三天，《深圳商报》报道了深圳五万多人声援北京的游行。5月24日，《北京科技报》在头版头条配发照片下，刊登了该报记者写的长篇通讯：《人间自有真情在——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日至二十二日首都街头目击记》，详细逐日介绍了自戒严令下达后，北京各界的强烈反映。该文结尾激情地呼吁，“历史有纪念碑；历史有斩妖台；历史是裁判员。历史将把人民的忠臣敬在纪念碑上——永远怀念；历史也将把人民的奸臣押上斩妖台——怒斩！”。
6月3日深夜，《人民日报》由第一副总编辑陆超琪主持工作。总编辑谭文瑞在戒严令下达前就以“咳血”为名住进了医院，不理报务。社长钱李仁在6月2日下午突然拿出医生开具的病情报告，宣布即时回家休假。政治敏感告诉他们，即将出现的党和人民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对立，将使《人民日报》面临最痛苦的抉择。出于良知，他们不愿背叛人民；出于几十年养成的党性服从原则，他们又不敢违抗党中央，因此抱病回家，一躲了之。《人民日报》体育栏一条报道残疾人运动会的消息标题是《不可征服的人》，国际新闻版头条的是报道韩国光州事件的《汉城学生绝食示威，抗议当局屠杀镇压》，第二条是关于波兰的《波领导人指出选举是和解的伟大尝试——警告任何人都不要玩火》，下面一条关于中东的消息《以军再次入侵黎南部，用飞机坦克对付平民》，编辑用这种春秋手法曲折表达出对当局的不满和抗议。
而且“六四”这一天，《人民日报》还发了一条200字《北京这一夜》的报道：
本报六月四日凌晨五时讯解放军报六月四日社论说，“自六月三日凌晨开始，首都发生了反革命暴乱。”
三日二十二时左右，军事博物馆一带响起枪声，戒严部队进城。
从午夜到凌晨，友谊医院、阜外医院、北京市急救中心、铁路医院、复兴医院、协和医院和广安门医院等不断给本报来电话告知收治人员的伤亡情况。
到截稿时止，戒严部队已突进天安门广场。
这是党报在严密控制下、在戒严部队的压力下，唯一一个顽强地在版面上发出真实的声音，并以第一时间向外界报道北京惨案的。这篇新闻稿的开头用“解放军报社论说北京发生了反革命暴乱”，其语气等于告诉世人，这并不是《人民日报》的看法。而文中各医院“纷纷报告人员伤亡情况”和结尾处戒严部队已“突进”广场等字眼都使明眼人能看出这背后发生的屠杀。事后陆超琪因此被撤职，很多当事人遭处分。《人民日报》因此从6月7日起从8个版改为4个版，一直到6月25日才改为8个版，其公告的理由是“近来由于各种原因，本报每天印报所需纸张供应有困难，印出的报纸也运送不出去，已无库房存放。”
各地党报在高压下，对“六四”惨案都无法公开抗议。但也有少数编辑记者冒着被抓、被捕的危险，勇敢地发出抗议的声音。例如，远在海南岛的《海南日报》，在李鹏政府发言人袁木第一次对外发布“六四”仅死亡了二十几人，而且多数为军人后，在该报头版头条刊出袁木的讲话，同时在旁边位置刊出国家统计会议消息，标题是“国家统计局长指出：谎报数字要绳之以法”。事后该报总编辑程凯被撤职。
6月6日，北京屠杀发生两天后，《深圳商报》刊发了一张大幅照片，画面是一颗小树正被狂风吹弯。照片说明文字只有六个点的省略号，其悲壮激愤，无声胜有声。刊用该照片的版面责任编辑张敏毅，为此名字被列入公安局黑名单。
6月12日，六四屠杀发生一周后，在一片白色恐怖中，《蛇口通讯报》副刊版打破常规刊发了一个整版的杂文，其中有一篇题为“为啥不‘刮骨疗毒’”，直接指出“官倒、贪污、腐败和官僚主义特权，已成为大毒瘤，为什么不用‘快刀斩乱麻’的决心和铁腕去对付这些破坏改革、令万民切齿的动乱之源呢？伟大的中华民族，如果没有遍地燃烧的对腐败的怒火，岂不成了十一亿奴才了吗？这能责怪大学生性急吗？对毒瘤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反之，如果对痛恨毒瘤的人民残忍，而对毒瘤却保护备至，那这样的政府不成了政腐了吗？”该文结尾引用了在民众中广泛流传的几则民谚：“小官倒，戴手拷；中官倒，睡大觉；大官倒，做报告。”“贪官审官倒，法理何处找？！”“法大兴邦，权大亡国；没做亏心事，何必怕人民。”在另一篇题为“猫的屁股说不得”的文章中，作者写到，在这种没有言论自由的社会，不仅老虎的屁股摸不得，连猫的屁股也摸不得。现在，不要说摸，连猫的屁股说都说不得了。作者感叹“眼下，人们已被逼到这地步。”另一篇题为“‘唐成’，你不能走”的杂文更加大胆。作者用历史上受人敬仰的知县唐成“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种红薯”的辞职故事，影射赵紫阳，呼吁“百姓需要‘唐成’，越是‘唐成’，越是不能走。”真正的唐成要“为民作主，斗败诰命夫人。”这版杂文中仅有一幅照片，是毕加索当年为抗议屠杀而作的名画“格尔尼卡”。这期报纸一出版，就被蛇口区党委下令不许发行。组织刊发这版杂文的版面责任编辑安琪被撤职审查，后来她逃亡法国。《蛇口通讯报》最后被查封。
而香港《文汇报》总编辑金尧如和社长李子诵等人在这份中共对外宣传的喉舌上用“开天窗”的方式表达他们的愤怒，甚至在第一版刊登了“痛心疾首”四个大字。金尧如还公开发表文章和演讲，抨击屠杀学生，并宣布退党。
“六四”屠杀以后，中共一直严密控制媒体，任何有关“六四”的信息都不能透露一点，以至于80年代出生的人，对“六四”屠杀一无所知。但2007年“六四”十八周年之日，《成都晚报》分类广告栏刊登了“向坚强的64遇难者母亲致敬！”，这是对中共谎言宣传的莫大讽刺。当广告主陈云飞找到钟声广告公司要求刊登广告时，公司女职员以为“六四”是一场矿难，所以广告得以刊登。6月5日，陈云飞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拘留，次日，对他作出“监视居住”半年的处罚，行动受到限制，直到12月3日才获自由。而报社多名高层领导和广告代理公司的职员受到牵连，或降级、或失去工作。为此，陈云飞在获得自由后专程登门向他们道歉。
对于媒体在“六四”中的作用，政治学者严家其说“学生立了第一功，新闻界立了第二功。”学生领袖吾尔开希也说，“学生立了头功，记者立了大功。”
“六四”后，这些“擦边球”媒体有的被封了，比如《经济学周报》、《蛇口通讯报》、《世界经济导报》、《新观察》、《海南纪实》、《新启蒙》、《东方纪实》、《金岛》、《华人世界》（海外版）、《国情研究》等，有的通过抓捕或撤换原来的负责人而方向大变。据统计，在1987年、1989年两次报刊大整顿中，杂志比报纸遭到更严重的摧残，仅1989年，被关掉的杂志有四百家，是报纸的两倍。
直到1995年以后，《中国青年报》、南方报系、《经济观察报》、《第一财经日报》以及《财经》杂志、《南风窗》杂志、《新闻周刊》、《民主与法制时报》、《华夏时报》、《三联生活周刊》等新旧媒体才开始新一轮的“擦边球”。虽然2005年1月5日，《求是》杂志总编辑、中宣部新闻局前局长李宝善公开呼吁媒体不要打“擦边球”，但这些媒体依然继续进行“擦边球”游戏。
在此，特别要提及的是《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以及《南风窗》杂志等南方媒体的“擦边球”。《南方周末》因其擦边球，致使“一纸风行二十年”。它们之所以能进行擦边球，是因为在2002年之前广东一直由叶选平主政。在这之后，因为叶选平不再主政，所以《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广州日报》受到整肃。虽受到整肃，但近年来《南方都市报》的擦边球比《南方周末》有过之而无不及，2007年11月27日在一篇介绍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的文章，用了通栏标题《专制独裁统治必然失败》。在此之前的8月8日，即奥运倒数一周年之际，当局在天安门举行“We Are Ready”的演唱会，而《南方都市报》却刊出《奥运倒数一周年，Are We Ready？》的社论，认为“奥运会的价值从来都不仅止于运动，它更是一个普世价值的使者，一个全球文明的播种机。理性、多元、包容是普世价值的前提，民主、自由、法治是全球文明的核心。如果还有黑奴工等待解救，如果还有手机用户因短信动辄获罪，如果教育体制没有推进，如果腐败现象没有减少，那么我们必须承认，人文奥运，我们还没准备好。”
第五章 大众媒体
1978年，人民日报、经济日报等8家报社联合向中共中央有关部门提出申请，要求报社实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以缓解经济压力。这只是当时的一种权宜之计，但后来这个权宜之计演化为业界的共识。这种两头沾的制度使报社在政策上既能享受事业单位的优势，又能像企业一样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市场竞争，获取利润。1978年底，《解放日报》带头冒险恢复刊登广告。1979年1月28日，上海电视台播出中国第一条电视广告，标志着媒体市场化的开始。
在此之前，由于报纸是宣传机器，因此党报一统天下。党报亦称机关报，属于国家事业单位，报社只管采编，偶尔经营一些广告，但它不是报社的主要收入来源，报社主要靠政府津贴维持正常运转。报纸发行由国家安排邮局统一承揽，报社跟邮局是并列的横向联合关系，邮局发行多少，发行质量如何，报社没有实质性的干预权。这时的报纸发行被称为“权力发行”，因为报纸的发行主要靠红头文件，由党政联合下发文件，报纸发行主要是由强行摊派完成的。报社本身对发行没有决定权，必须依靠党政部门才能达到一定的发行量。那时，报纸的发行讲级别，谁的级别高，谁的发行量就大；报纸的发行分条分块，各种行业报在其所属系统内大行其道。在党报时代，报纸发行就是按照党政宣传的需要，由党委政府决定发行对象，然后把编辑印刷好的报纸经由邮局、按照地址依次分发到订户手中，以实现报纸的分发。
1980年，袁小平提出“电影是商品”，认为应该废除对影片实行的统购统销的办法。由于在此之前，媒体包括电影都是作为宣传机器，现在“商品”的提出，意味着不能再把媒体作为宣传机器来使用。中共体制内的一些“开明”官员，为这种改革变化寻找到的理论依据是：新闻媒体不仅仅是意识形态，而且是一种产业，既然是产业，那就要服从客观的经济规律，就应该到市场中去进行竞争。1987年，把传媒业划归第三产业，也就是服务业。党不再紧紧控制媒体，开始把媒体作为一种提供信息服务的机构而存在。
1983年，信息概念进入中国，引发了一场“新闻与宣传”的大讨论。由于党报还固守自己宣传机器，因此一大批以满足社会多样信息需求的专业类、文摘类、科技类、经济类报纸大量涌现，带动了第一次办报大高潮。1978年，仅有186种报纸，到1988年就猛增到2322种，增长了12倍。广播、电视由于其新、短、快、活和大容量，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电视夺取了报纸的地位，成为三大媒介之首。这种信息热带动的传媒多元化格局，打破了党报长期垄断地位。
但到1981年，全国中文日刊报纸中，对开八版的只有一家《人民日报》，对开四版的也只有42种报纸。除中央几大报外，各省市、自治区党报基本都是对开四版，其余各报不论是中央行业报、专业报还是地方报纸，全部是四开小报，而且是四开四版。在当时的条件下，即使想扩版，也没有条件。当时经济不发达，社会信息量也有限，而且纸张是定量供应，由国家统一调拨。
1988年开始，《广州日报》最先突破的是党办报纸的扩版，“一贯制”的四个版一大张对开的报纸，被八版、十六版甚至百多版的新面孔所代替，继之而来的是报纸出“周末版”，并以其丰厚的获利来养母报，即称“小报养大报”。而且由于其生动活泼，以生活娱乐为主，为群众所喜闻乐见。1993年1月起改为每周2天16版、5天12版，8月起扩为4天16版、3天12版，12月起，天天16版；1995年1月扩为除周末、周日外每天20版，到了90年代末期，逢周末出48版，报纸印刷实现1/3版面为彩色，1/3版面为套红，每天即拼新闻版12个，彩版至少6个，目前每天大约是40～60版的篇幅。
由于“八九事件”，大量报纸、杂志、出版社被关闭。但1992年开始的以经济快速增长换取中共权力合法性挑战中，媒体的“事业性质、企业化管理”的运行模式使媒体市场化步伐加快。
在这之后，90年代初期兴起的周末报热、90年代中期的晚报、晨报热，90年代后期的都市报热。这些以服务大众为目的的报纸使中国传媒进入大众媒体时代。虽然大众不能还是不能获得政治类信息，但毕竟可以获得生活类信息。
电子媒体也利用自身的特点，发挥独特的功能，中央电视台的《为您服务》，北京电视台的电视红娘、电视商场，上海东方电视台的“东方大哥大”，上海广播电台的“市民与社会”，尤其是市民与市长的直接对话。
但这种市场化是有限的，是在不放松新闻控制条件下的市场化。这犹如先捆着一个人的手脚，再一脚将这个人踢下海。在禁区多多、新闻来源单一的情况下，媒体为了在市场中立稳脚跟，只好被迫在声色犬马上做文章。而政府也乐意将国民引导到放纵物欲，不问政治的犬儒式生存之道上去。即使外国媒体在中国投资，也必须遵循中国的新闻审查规则，尽量不碰政治话题。
大众化媒体时代，媒体也开始尝试向民营化转向，但1999年9月27日，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新闻出版署和财政部关于《中国经营报》和《精品购物指南》报社产权争议的批复中指出：“我国的报刊均为全民所有制单位。……报社创办时，如有个人、集体自筹资金的，不能认定为对报刊的投资，应按债权债务关系或者赠与来处理，由主办单位参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予以退还。”丁望辛辛苦苦花了15年时间投资经营创办的《中国经营报》就这样被中共的一纸文件接收了，这彻底将报刊民营化趋向中止。虽然此后也有民营投资商投资媒体，如山东三联集团投资《经济观察报》、北大青鸟投资《京华时报》、阳光传媒投资《财经时报》等，但在法律上只能投资报刊的广告业务，不能投资采编业务。
在大众媒体时代，党报仍然坚持作为宣传机器的面目出现，不再符合大众的需求，因此被边缘化。当然也有成功转变为大众媒体的，比如《广州日报》。但《光明日报》的发行量具说只有几万份，《人民日报》如果不是由于官方的订阅，其发行量也不会比《光明日报》多多少。2006年5月30日停刊的台湾《中央日报》就是《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的前车之鉴。
以前，各个政府部门利用从大众身上搜刮来的钱财订阅各级党报，但是由于大众的不满，因此中央政府不得不于2003年发布《关于进一步治理党政部门滥散和利用职权发行，减轻基层和农民负担的通知》，只确保公费订阅中央的三报一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求是》杂志）。
在大众化媒体时代，虽然中国媒体的娱乐化盛嚣，但仍有一些媒体没有沉沦，甚至还延续了1949年后被强行割断了四十九年的“文人论政传统”。不平则鸣，有感而发，是我国的文化传统之一。即使在我国相对短暂的传媒发展史上，文人论政，也已成为自《循环日报》、《大公报》、《申报》、《观察》以降的报业传统。在一个健康开放的公民社会里，表达舆论、公众论坛、传递信息、社会监督，是大众传媒的天然功能。1998年，中国青年报《冰点时评》的开辟就是为延续这样的传统。
在此之后，许许多多的大众媒体，如《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北京青年报》、《经济观察报》等一百多家报纸开辟和扩张了时评版面，开始尝试为公共知识分子从事社会与政治批评提供数十年来前所未有的平台。这使我们回想起民初林立的报业、知识分子的自由写作，和当时民间对一种公共政治生活的苦心经营。特别要提及的是2003年在孙志刚案后，各地传媒包括网络涌现出大量评论文章，其中不乏佳作，如《天堂里有没有暂住证》等。2003年后，一个雏形的公共政治空间也开始从网络向平面媒体延伸。2004年，《南方都市报》时评版经过改版，成为中国最好的时评版：从代表报社立场的社论，到提倡公民写作的来论，到强调认知价值的专栏评论，再到阐释精深、着眼宏远的宏论，该版一直在雄心勃勃地对中国传统评论进行改造，使之更富于现代感，更富于成熟纸媒的特质。改版块的负责人李文凯认为，南方都市报的时评是紧跟新闻的评论，尤其是能够折射出社会转型变动脉络与得失的时事时局评论。确实南方都市报是这样做的，今天中国发生的将对我们社会转型有影响的事件，南方都市报都勇敢地发表评论，这也正是《循环日报》、《大公报》、《观察》等曾经所追求的价值。
这些“文人论政”的媒体，经常以“媒体公器”的身份发表评论。但“媒体公器”一词却遭到当局的批判。中宣部在2004年11月11日发出第二十九号文件，要求批判“公共知识分子”的理念，反对“新自由主义”，并警惕“媒体是社会公器”的提法。为此，《解放日报》在第二天就发表吉方平的评论《一个迷惑人心的口号——回应“媒体公器论”》，认为：“我们的媒体，是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而“‘社会公器论’，是西方新闻学的一个口号。”
但实质上，早在1956年7月1日，《人民日报》就在头版头条《致读者》的社论宣告，“人民日报是党的报纸，也是人民的报纸，它是人民公共的武器，公共的财产，人民群众是它的主人。”
三天后，《解放日报》又发表吉方平的评论《透过表象看实质——析“公共知识分子”论》，文章直接针对《南方人物周刊》在同年9月8日一期评出“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五十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当天读到此文后，给中共上海市委和《解放日报》写信，赞扬上海在宣传工作上旗帜鲜明，写了一篇好文章。随后，《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此文。《南方人物周刊》主编被降为副主编。
“六四”事件后，中共领导层进行了反思，一致认定这次事件是“西方资产阶级”价值观侵蚀的结果，因此采取了新的意识形态战略，对新闻媒体采取了新的管理方式，即受中宣部与新闻出版署双重领导，还成立了专门的“审读小组”、“审听小组”、“审看小组”，分别负责审查纸质媒体、电台播音、电视节目。许多传媒人士总是被以“泄露国家机密罪”与“危害国家安全罪”判刑。据记者无国界组织报告，2003年以后中国成为全世界关押记者人数最多的国家。
而且大量报刊也因为触犯禁区而被停刊。被停刊有：《21世纪环球报导》、《新周报》、《时代人物周报》、《北京新报》、《东方》杂志、《方法》杂志、《今日名流》杂志、《蜀报》、《商务早报》、《经济早报》、《深圳法制报》、《法制画报》、《法制》等等。
这些媒体被禁后，无论是媒体本身还是知识界都很少发出抗议的声音，但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被禁、《新京报》被换主编时就与以前不一样了。
2005年12月29日，《新京报》总编辑杨斌和两名副总编辑孙雪东、李多钰被同时免职，该报编务由直属中宣部的《光明日报》全面接管。一百多名记者立即举行集体罢工后，两副总编复职。在此之前的2005年11月3号，新京报就把“负责报道一切”口号去掉了，有时甚至还发中宣部写的理论文章。在此之后，一些新闻骨干纷纷选择离开。
2006年1月25日，中国青年报的《冰点周刊》，被勒令停刊。共青团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对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错误刊发〈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的处理决定》，认为此文“极力为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罪行翻案，严重违背历史事实，严重违背新闻宣传纪律，严重伤害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严重损害中国青年报的形像，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中央有关部门提出了严肃批评。”实际上，不仅仅是袁伟时的引发停刊，而是包括以前发表的文章，包括徐临江的《平型关战役与平型关大捷》、龙应台的《你所不知道的台湾》、胡启立的《我心中的耀邦》以及贺卫方的原本准备发表后被撤稿的《周叶中剽窃及其他》等文引起的。主编李大同、副主编卢跃刚被停职，被称为“冰点”事件。
在《冰点》停刊前的2004年5月，卢跃刚在网上发表的《给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赵勇的公开信》，披露了中青报和共青团高层互动的大量事实，成为中国新一代报人的宣言书。2005年8月15日，李大同《就〈中国青年报〉新的考评办法》致李而亮总编辑并编委会，直接点名批判团中央主管书记赵勇。因此团中央与中宣部的一起秋后算账。
“冰点”事件发生后，李大同发表了《就〈冰点〉周刊被非法停刊的公开抗议》，激起海内外的强烈反响。
龙应台发出《请用文明来说服我——给胡锦涛先生的公开信》。龙应台说：“我真正想说的是，锦涛先生，作为一个台湾人，我实在不在乎团团和圆圆来不来台北，虽然猫熊可爱得令人融化。但是我这样的台湾人可真在乎‘冰点’的安危，就像很多、很多香港人真在乎程翔那个被逮捕的记者的安危。”
江平、朱厚泽、李锐、李普、何家栋、何方、邵燕祥、张思之、吴象、钟沛璋、胡绩伟、彭迪、戴煌等13位中共元老发出《关于冰点事件的联合声明》，申明说：“这是中国新闻恶性管理制度长期作祟的集中爆发。这是中国新闻界的重大历史性事件。”“‘愿殉自由死，终不甘为囚’；‘自由昭临处，欣欣迎日华’。这是先烈狱中高歌的《自由颂》。我们将踏着先烈血痕，竭尽薄力去捍卫公民的自由权利；我们与《冰点》一同前行。”
甚至贺卫方等学者还准备以读者的身份聘请律师，状告《中国青年报》违背合同。团中央与中宣部没有想到会引发这么强烈的抗议。不得不于3月1日复刊，陈小川任主编，总编辑李而亮向报社党组作出深刻检查，编委会向团中央作出深刻检查！复刊后首期刊出批袁伟时的文章，但袁伟时要求再发反驳文章却被拒绝。李大同、卢跃刚被调到新闻研究所。李大同、卢跃刚1995年创办《冰点》之前，由于在“六四”组织由40人组成的新闻界对话团与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领导人对话而被调往新闻研究所。《冰点》创刊后，十多年来成为读者最爱的栏目。
这两次事件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胜利，从而也给当局深刻的教训。以后不能再像以往那样为所欲为了。
在大众化媒体时代，民众也在进行民办媒体的努力。在2001年4月-2002年7月之间，张伟、左上文、欧燕等人创办了《时事资讯》、《热点纪要》两份报纸，在重庆、成都等城市热卖一时，共售出150万份，报上的政治、军事新闻远比官办报纸吸引读者。但却在2002年12月被重庆市渝中区法院以“非法经营报纸出版、印刷、发行”分别判处张伟有期徒刑6年，欧燕有期徒刑二年。四川人高扬、何桂英在2007年6月创办《社会新闻报》，连续三期对辽宁营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涉法案件进行报道，因此触怒营口警方。9月26日，营口警方与北京警方合作以“非法报纸”取缔，高扬、何桂英被以“非法经营罪”逮捕。
2005年中山大学公民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创办了《民间》杂志，是中国第一份以公民社会为理想，反映中国草根行动者的公益读物。官方却在2007年7月6日以未申请刊号为由将其查封。其后执行主编翟明磊的家被抄、《民间》杂志过刊和电脑硬盘被抄走。
近年来，出现了一些机构和个人创办的民间刊物，如《公民》、《新时代》、《汉箴》等。还有一些读书类刊物南京的《开卷》、长沙的《书人》、北京的《书脉》和《芳草地》、南昌《笔谈》、安徽《书香》、湖北《崇文》、内蒙的《清泉》等。还有一些公司创办的内刊，如《万科周刊》、《SOHO小报》等。
第六章 民营出版
卡尔·马克思说：“自由的出版物是人民精神的慧眼，是人民自我信任的体现，是把个人同国家和整个世界联系起来的有声的纽带……自由的出版物是以真正的现实中不断涌出而又以累增的精神财富汹涌澎湃地流回现实去的思想世界……没有出版自由，其它一切自由都是泡影。”
出版业为中共夺取政权立下了汗马功劳。1921年中共成立前后，便在上海、北平等大中城市秘密出版《共产党宣言》等。1949年建政前的中共为避新闻检查，当时秘密出版发行的原《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案》伪装成“新出绘画国色六香”、周恩来写的《目前中国党的组织问题》伪装成为《祈祷宝训》、《共产党宣言》伪装成《美人恩》、《希尔什维克》伪装成为《少女林春》、《红旗》伪装成为《一顾倾城》、《红妮姑娘艳史》、《列宁青年》伪装成《美满姻缘》等书名。而1948年，北平中外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论联合政府》，用的书名竟是《婴儿保护法》等。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使世界开始了解中共。其中文本1938年以复社名义在上海出版，为了避免新闻检查，改名为《西行漫记》。此书在短短的十个月内就印行了4版，轰动了国内及海外华侨聚集地。国民政府不止一次下令查禁斯诺的这些著作，先后查禁的达十几种。1949年后，斯诺的书继续世界各地出版，在中国反倒被打入黑牢。只在1960年2月由三联书店根据复社版印了一小部分，作为内部读物，限于内部发行，这还是因为1949年后斯诺第一次访华而特批的。“文革”期间，《西行漫记》被加盖严控之类印记，密封于图书馆和资料室书库中，禁止借阅。
而更荒唐的是，斯诺的遗孀和儿子在2000年4月1日到中国人民大学看望“天安门母亲”丁子霖时，却遭到国安人员阻挠，没能见到丁子霖。斯诺夫人离华前发表声明：“我不能继续对基本人权受侵犯的事保持沉默，我知道我的丈夫一定会支持我的行动。”
可以这么说，中共取得政权，是靠谎言宣传获得的。所以他们明白自由出版对其政权的威胁。故而，在其取得政权后，取缔一切私营出版机构，严禁所有非共产党以外的政党与团体拥有出版权利，对个人从事出版活动则更加根绝。出版权利掌握在官方出版社手里，甚至发行也完全控制在新华书店手中。
1978年后，文革中被停业的出版社开始恢复。经历30年的思想禁锢后，读者对书籍如饥似渴。当时无论出版什么书，都能发行几十万册，包括深奥的理论书籍。
在这个时期，一些出版社出版了一系列好书，如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何博传的《山坳上的中国》、群众出版社出版的《古拉格群岛》、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的危机与思考》。《山坳上的中国》在1988年问世，与《河殇》一样立即引起轰动，还曾一度被中宣部列为禁书。《中国的危机与思考》一书，“六四”时被出版社运到天安门广场发给学生，“六四”后，此书被当作“六四黑手”遭批判，主编黎鸣被解职。《古拉格群岛》1982年由于浩成担任社长兼总编辑的群众出版社出版，这部俄国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亚？索尔仁尼琴描写苏联劳改营的文学作品，出版过程极其艰难。
首先是出版社内部译文编辑室一个懂得俄文的编辑发难，认为出版此书是如何的离经叛道。但当时的公安部副部长由于在文革中被关在秦城监狱，有过类似苏联劳改营的遭遇，因此支持出版此书。后来国家出版局不同意出版。于浩成以很可怜的理由来辩护：内部发行总该可以吧？研究敌人如何反苏反共总是必要的吧？我们出版界六十年代不就曾出版过一批专供内部批判、参政之用的所谓“灰皮书”的吗？何况我社这部书稿的扉页已经标明“为了研究和探讨现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各种社会主义模式的理论和实践，各种共产主义流派学说以及其它政治学说，了解外国政治社会和学术情况。我国部分出版社分别组织翻译一批有代表性的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供有关方面研究参政，本书是其中一种”。并在《译者的话》中写了“这是一部反苏反共的代表作”，“索尔仁尼琴的政治立场和世界观都是反动的，这充分表现在本书的大量议论中”“索尔仁尼琴的主要作品……这些作品的内容都是疯狂反对马列主义，反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对列宁和斯大林采取了完全的否定态度”这许多批判的话）最后总算获准出版。但又传来中央主管宣传出版工作的胡乔木党的批示：限制一定印数并严格编号发行（每部书都打上号码，售给何人要登记在册）。竟然把书籍完全等同机密性文件来发行，实在荒唐，但毕竟书因此得以出版。出版后，于浩成也没有编号发行，甚至在1985年全国作协召开第四届代表大会时，把此书运到会场卖给与会人员。当时的作协主席巴金没能参会，会后通过别人向于浩成表示想买《古拉格群岛》，于浩成就给他寄去了一本，巴金收到书后回信向于浩成表示道谢。
而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长江、长江——三峡工程论争》创造了中国出版界的奇迹。1988年11月底传出消息，三峡工程可行性报告有可能在1989年春提交国务院审核。为了赶在国务院审议决定前，让反对派的声音发出来。1月23日，戴晴组织专家、记者讨论出书，此时离国务院的审议决定不到一个月，中间还夹着一个春节，而书的出版周期一般为6个月到2年。但这些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中国青年报、中国文化报、光明日报的记者决定采取一人访谈一个专家的形式，又经过贵州出版社著名编辑许以农的努力，终于在一个月时间出版了此书。由于没有经费，此书首印5000册。4月，成都个体书商包印5万册。但5月长江办公室却以千家驹的《三峡工程缓建，资金用于教育》存在“人身攻击”等内容状告到贵州省委与中央。“六四”以后，罪名升级，再次上告。10月贵州省委宣传部工作会议对本书以政治罪名定性。同月，省出版局社大会上公开宣判“死刑”，罪名是：以有三峡工程学术争议为名，行政治发难之实，别有所图，为动乱做理论准备。宣布立即责成发行单位从全国范围收回余书进纸厂化浆。
从1981年开始，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共有400本，这套丛书对九十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启蒙产生了巨大作用。以至有人认为，这套丛书最应该被禁，如果没有这套丛书，就不会有今天的自由主义思想。
八十年代初，读者对书籍的渴望，就像沙滩吸收水滴一样。但这些《文革》中几乎瘫痪的出版社，从编辑力量、选题资源到资金储备，都无法面对这样的市场需求。此时，政府也在大力倡导“万元户”。出于对金钱的诉求，第一批个体书商开始出现。
这批书商文化素质不高，多以各大城市居住地靠近火车站的无业城市贫民和因各种原因沦为边缘群体的流动人口为主体，经营方式主要是利用他们自身熟悉铁路运行规律的优势，先从邮局批量买来较有可读性的杂志、报刊（如《法制报》、《故事报》、《民间故事》等报刊），再穿上特制铁路制服，凭借熟人免费登上火车兜售，嘴上喊着诸如“江青又杀人了”、“王洪文叛逃了”、“刘晓庆又离婚了”之类与所售报刊内容毫不搭界的煽情而又充满诱惑力的自编的宣传词。查车的乘务员一到，便合上衣服前襟装作乘客。就是凭这种最原始的销售方式，一天的最高收入却是400多元。在八十年代初期，一个干部的月薪仅为40元左右。
据传言，在这批人中有一个被称为“许四川”的“报贩子”，他做了两年挣了些钱。他从小的最大愿望，和那个时代所有的国人一样，就是能去北京看看天安门。现在有了钱，他便暂时歇业携款上北京。
从广州出发，沿途每站都有大批人上火车推销报纸，他逢卖必买，且越看越上瘾，于是就动了心思：若将这些报刊上案例剪贴在一块印本刊物，肯定能卖“飞”。于是在石家庄下车，包了间旅店，靠剪刀加浆糊拼凑出了一本名曰《形形色色的案件》的样刊，赶忙拿到距此不远的保定市一家印刷厂印制，然后再带上印制好的刊物样本沿途返回，逐站下车找当地的卖报刊大户推销，凭着几本印好的样刊，一下子就从石家庄、郑州、武汉和长沙等城市收了几十万的现款。虽然当时一本杂志的利润仅仅1角钱不到，也足见其市场需求之大、利润之高。从此，上述城市的报贩子也争相效仿，故而至今石家庄、郑州、武汉、长沙和广州便成为中国民营书业的重镇，而保定、郑州等地也随之成为印刷业的聚集地。随后，民营图书出版发行业由南到北，占领北京，并在此“生根开花”。这是“二渠道”的萌芽阶段。
这时大陆尚未加入伯尔尼世界版权公约，免费的全球图书资源为这一行业提供了暴利。《玫瑰梦》、《沉沦》、《模特介绍所》、《花花世界》、《儿子与情人》、《后街情》、《婚床》等书在“二渠道”自办的书会上，仅凭一张封面就可收数百万元以上的预付款。而且这些书出版后确实发行了几十万册甚至上百万册。而香港金庸的武侠小说与台湾的琼瑶的言情小说，更成了个体书商们的印钞机器。以至于有人说，中国书业的利润仅次于贩毒业。
一些书商看到了“擦边球”书籍的含金量。在1987年至1989年间，一批政治上敏感的纪实类读物开始走俏，如《红墙内外》、《毛泽东与尼克松在1972》、《元帅沉浮》等。
由于主渠道被新华书店垄断，个体书商们就自办“民营图书交易会”。一般由行业内有一定影响的书商，在他所在的城市包下一个或多个宾馆，然后再向全国的同行遍发“英雄贴”。其他书商又从发起人手中包下其中一间或数间，各地书店老板便在附近旅馆住下来，带上现金逐家包销新书。刚开始，当地公安和新闻出版主管部门会干涉。但由于召开此类书会能为所在城市消费带来的较高收益，当地政府随后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发展，后来甚至西安市政府公开打出“欢迎民营书业的朋友！”的条幅。“二渠道”始得正名，正式由地下转入地上。为了百万元的展会收入，各地新闻出版局后来主动来承办这样的图书会。
这种既无规则又无规范的“二渠道”，1984年左右进入顶峰期。随着读者阅读趣味的不断增长，已经完成原始积累的书商，开始用高于官方出版社的稿酬来争抢稿源，于是第一批思想活跃的知识分子加入为“二渠道”撰稿的行列。此举为“六四”事件后，知识分子进入民营书业奠定了基础。由胡耀邦、赵紫阳推动的改革，为社会精英涉猎民营出版业打开了管道。
精英人物介入民营出版业当以《走向未来》丛书为标志。这套丛书由包遵信、金观涛、王岐山等24人组成的编委会成立于1983年，它既不是纯民间社团也不是商业组织，挂靠在中国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丛书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走向未来》丛书的出版，成为八十年代中期中国思想启蒙运动的重要事件。事实上，由社外人员策划选题、审稿、编辑并组织推广活动，已具有典型的非官方出版色彩。但这套丛书“六四”后基本都被禁了。甚至2007年10月29日，启蒙了一代人的包遵信去世时，当局还不让一些人参加追悼会，后来甚至不让举行追思会。
在《走向未来丛书》之后，出现一系列丛书，有甘阳主编的《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黎鸣主编华夏出版社出版的《二十世纪文库》、三联书店出版社出版的《现代西方学术文库丛书》、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社会与人丛书》。
此时，陈子明、王军涛等人创办了北京社会与经济研究所，其下有图书编辑部。从出版教材到出版“思想者丛书”，并与华夏出版社出版《二十世纪文库》，与宁夏人民出版社合作出版《现代化与政治发展》丛书，对当时政治生活的影响自不待言，但其收益即为八位数之巨！“六四”后，陈子明、王军涛被称为“六四”幕后“黑手”，都被判刑13年。
民营出版的最高峰出现在1988年前后，由中共高层正式批准，成立了第一家民营出版社“天则出版社”，其法人为著名昆虫学家周尧教授，持股人多为一流科学家。但“六四”后，却被被当局以买卖书号和违反出版纪律而遭整肃并注销。
“六四”事件结束了民营出版的第一个黄金季节。但经历了两、三年的沉寂后，开始了又一次崛起。“六四”后，知识分子看穿了中共的本质，不愿与其同流合污，纷纷进入民营出版。一部分人去开书店，一部分人从事出版。
“六四”后去开书店的知识分子有：薛野1993年在贵阳创立“西西弗书店”，刘苏里1993年在北京创立“万圣书园”，陈侗、鲁毅1994年在广州创立博尔赫斯书店，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王炜1995年创立“风入松书店”，欧阳旭1995年在北京创立“国林风书店”，孙池1995年在厦门创立光合作用书房，陈定方1996年在广州创立学而优书店，钱晓华1996年在南京创立先锋书店，严搏非1997年在上海创立季风书园，吴风、王忠民1997年在长春创立学人书店。
2007年“风入松书店”创始人王炜去世时，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非国有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薛野对其评价为“以北大教授的身份投身学术书店的创办，是对民国以来知识分子思想启蒙传统的张扬，是其精神的延续，他激励了更多的知识分子投身于书业，改变了民营书业是边缘人群从事的边缘行业的局面。”
实际上在“六四”之前，就有一批民营书店创立。1982年，官方允许民营资本介入图书零售环节之后，他们由摊点售卖到店铺经营。其先驱是上海的“自立书店”，福州的“树人书屋”，北京的“东方书店”，兰州的“新知书店”等。继之而起的是北京的“三味书屋”，漳州的“晓风书屋”，西安的“天德书屋”，太原的“尔雅书店”，杭州的“现代书店”，上海的“凤鸣书店”。
被并称为三大民营书店的“万圣书园”、“风入松书店”、“国林风书店”创立后，全国近2000家民营书店的先后成立。他们扮演着历史赋予它们的多重身分：商业经营机构、文化传播机构、学术思想推进机构、合法民间活动组织机构等等。其后，这些民营书店开始向最核心的商业地带挺进，开展连锁经营。1999年“当当”以及随后“卓越”等网上书店的创办，为民营书店打开了对外融资渠道。
而介于书店与民间出版商之间的批发商，最早出现于八十年代初。当时在长沙的黄泥街和武汉的武胜路，出现了一批“假零售真批发”，由此形成一个辐射全国的民营图书批发市场。1988年，出版社允许自办发行，众多出版社在外地设立的批发点往往都是由私人承包。民营图书批发市场一般最初形成于火车站附近的马路市场。但1996年，官方为了权力寻租，规定“入场经营”，即进入政府控制的图书批发市场。
2000年以后在全国各地陆续对批发企业实施改制，将原来挂靠性质的批发企业按有限责任公司进行重新登记，确立了民营批发业的合法地位。但是，也有一些地区没有实施改制，比如江苏南京的“长三角书刊批发市场”，直到2003年7月，才获得了二级批发资格，而此时，“长三角”已经存在了十一年。
入世以后，面对外资要求开放总发行权的压力，官方才在2003年同意民营批发商摘掉“红帽子”，让他们从多年的桎梏中解脱出来，获得了丧失多年的主体资格。
“六四”后从事出版的知识分子，其中虽然不乏金钱诉求，不乏人文理念诉求，但都毫不例外地共同具有了商业诉求。九十年代中后期是民营出版的全盛时期，市场高潮迭起，神话接连不断。1995年，东北几个书商策划的《情殇》系列，将名作家所写的爱情小说汇编为系列图书获得了商业成功。1996年，《中国可以说不》一书引起的风波，更好地说明了大众文化的商业性本质，宋强、张小波、乔边、古清生、汤正宇等5个诗人恶作剧一般地扔下了一颗点燃大众民族主义情绪的炸弹。此书一下子发行了200万册，一时成为知识界和媒体的讨论热点。1997年拿伯仑·希尔和戴尔·卡耐基所著的成功学系列，让书商们狠狠地赚了一笔，此后这类成功学图书通过剪刀加浆糊，一直花样翻新屡出不绝。1998年万夏策划的《黑镜头》系列的成功出人意料，夸张地说，上千万元盈利一夜之间流进了的口袋，一个选题不经意地宣告了中国阅读史上读图时代的开始；同时，《绝对隐私》这样一本中国人口述情感隐私的图书在当时掀起了一股强大的“隐私类图书”旋风，跟风的书几个月内出版了十几种。
而王蒙、王彬彬之争，余杰、余秋雨之战，都成了书商手中的素材。从简单的剪刀加浆糊到选题的精心策划，书商已经向商业运作迈进了一大步。
但一批有追求的书商，更注重出版启蒙性的书籍来传播常识。特别是贺雄飞推出以秦晖、钱理群、徐友渔、朱学勤等人的“草原部落”丛书，也使余杰、摩罗、孔庆东、朱建国等新锐的抽屉写作得到公开出版的机会。
经过近二十年的摸爬滚打，民间出版商们认识到，以前那种散兵游勇、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作战方法，越来越缺乏市场竞争能力。进入21世纪后，他们逐渐以文化公司逐步取代了“工作室”。
这类公司与个体书商相比，运营成本相对要大。但与官方出版社相比，他们又有着无限的优势。他们大多实行股份制经营，如紫图公司、全品公司、光明书架。北京科文康桥图书有限公司以出版教学辅导书、少儿书、科普书起家，一度每年平均出书三百种以上，相当于一家大型出版社，在网络热潮中其吸引了外来投资，开办了“当当网”，成为中国第一家赢利的网上书店。
九十年代中期，民间书商王洪友出版了《奇异的性风俗》。这本书涉及到少数民族，官方以此判处王洪友15年徒刑，逮捕了十多人。
更需要提到的是，这些民间出版商每出版一本书，都需要向官方支付1-2万元的所谓“书号费”。现在官方出版社大部分就是依靠这些“书号费”维持生存，如果“书号费”取消，这些官方出版社只有死路一条。
1999年中宣部副部长在一次会议上提到，有一半新书来自民营书商，三分之二的国有出版社都已经空壳化。据最保守的估计，中国大陆已具图书出版性质的民营机构（或未注册的个人组合）至少在3500家以上，而官方出版社却只有565家。这些民营出版公司一直“想办出版社”，但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出版物发行管理司司长刘波2004年在“新建出版物总发行单位工作研讨会”却说，“即使中央政策再放开，十年内民营书业也不可能成立独资的民营出版社。”
2005年5月19日，胡锦涛在内部会议作了《打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严防美欧在我国和周边国家发动颜色革命》的报告。胡锦涛下达了“对出版界进行全面的清理整顿”命令，要求“各出版社严禁卖书号给民营文化公司，民营文化公司只能做图书零售和发行业务，决不可以做出版业务。”随后，54家出版社被中宣部、新闻出版总署停止营业。中宣部副部长吉炳轩、出版局局长张小影大放厥词，而新闻出版署副署长邬书林说：“我去年四月讲，要像割毒瘤一样割掉‘二渠道’，反映不一，有人有意见，你们要正确理解当时说话的环境，我现在重申，我仍然是这个立场，只要我在位一天，我就坚持这么做，要刨他们（二渠道）的祖坟”。
“六四”以来，被禁的书有：陈晓东的《宁玛的红辉——今日喇荣山中的一块密乘净土》、梁晓声的《九三断想》、马少华的《东欧：一九八九—一九九三》、黄翔的《黄翔，狂饮不醉的兽形》、《顾准文集》、廖亦武的《沉沦的圣殿》和《中国底层访谈录》、笑蜀的《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昝爱宗的《第四种权力——从舆论监督到新闻法治》、李慎之、何家栋的《中国的道路》、何清涟的《现代化的陷阱》和《我们仰望星空》、陆学艺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析报告》、茅于轼的《给你所爱的人以自由》、陈桂棣、春桃的《中国农民调查》、杨继绳的《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强剑衷的《历史大趋势》、戴煌的《九死一生》等等。而受到整肃的出版社有今日中国出版社、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南方日报出版社、青海人民出版社、漓江出版社、改革出版社、中国工人出版社等等。
新闻出版总署查禁这些书与出版社时，基本没有遭遇过反抗。但2007年1月11日，邬书林宣布对八本图书的禁书令并要求对出版社进行惩处时，却遭到强烈反抗。这八部图书是《人民日报》退休编辑袁鹰的回忆录《风云侧记――我在人民日报副刊的岁月》、原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主编朱凌撰写关于姚立法的报告文学《我反对——一个人大代表的参政传奇》、章诒和的《伶人往事》、旷晨主编的四本对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中国历史回串的《年代怀旧丛书》、国亚讲述150余年以来中国一个普通家庭命运的长篇小说《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晓剑讲述辛亥革命到大跃进历史的长篇小说《沧桑》、胡发云讲述非典期间女子因互联网而放弃作副市长情人的长篇小说《如焉》，以及朱华祥反映新闻工作者生存状态的长篇小说《新闻界》。出版《我反对》的海南出版社，为这书付出的代价是“全体员工开大会宣布有关处分，领导和责任编辑要写检讨，奖金被扣发，2007年的书号也要被扣去百分之二十几”。
八本书“违规”的原因，除了《风云侧记》被认为“泄露国家机密”外，其余未给出明确理由。《伶人往事》更是被邬副署长明确向湖南文艺出版社指出是“因人废书。”为此，章诒和发出《我的声明和态度》：“我不会放弃对公民基本权利的维护，因为它维系着一个人的尊严和良知。”“前两本书的被封杀，我均以”不在乎“应之。但事不过三。这次，我在乎，很在乎！邬先生，告诉您：我将以生命面对你的严重违法行为。祝英台能以生命维护她的爱情，我就能以生命维护我的文字。”随后又发出《我没有了退路──关于“声明”的说明》的第二份声明和《事态的变化和我不变的立场——兼告邬书林先生声明》的第三份声明。在第三份声明中，章诒和说：“我特聘请一个法律顾问团。首席顾问张思之先生，另有浦志强律师、付可心律师，其他律师暂略其名。他们会依法尽力维护我的权利。”
2007年4月18日，章诒和向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提交了起诉新闻出版总署的行政起诉状，要求“撤销封杀作品”。这是新闻出版总署署长龙新民第三次被告，前面两次分别2006年10月昝爱宗因记者证被吊销状告龙新民和2007年3月新华社老记者戴煌状告龙新民。戴煌状告新闻出版总署，要求其撤销《关于撤销作家出版社〈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选题的函》，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却以“戴煌不具备原告的主体资格”而不予受理。
而且章诒和还《致全国人大代表的公开信》，要求“在大会期间，就出版问题上的违宪行为、专断劣迹，向有关机关提出质询，要求正式答复，尔后据之作出相应决议，坚决废除现行条例、规章、制度中的不当内容和实践中的全部陋习陋俗，为制定《新闻出版法》奠定基础。如认为提出此议时间过于匆促，原订日程不宜改动，复无充分理由延长会期，则请依据《宪法》第71条的规定，组织一个关于党政机关非法禁书的‘调查委员会’，于闭会之后展开调查，在一定的时限内作出决议，明确宣告：违宪必究，任何机关不得例外；毁法有责，位居副职署长者也难逃其咎。”
由于这次禁书引起的风波太大，章诒和发出抗议后，新华社前副社长李普、北京大学教授贺卫方、清华大学教授贾西津、著名作家钱钢、上海著名剧作家沙叶新、台湾著名诗人余光中、邵燕祥、笑蜀、刘苏里、余杰、刘晓波、王建勋、孙文广、何清涟、陈子明等人士公开声援章诒和。
而被禁作者之一的袁鹰，在1月29日给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邬书林副署长寄去一封信，向邬书林表示抗议并要求作出答复。邬书林不得不在1月31日上门向袁鹰说明“真相”，说是该书“涉及反右、‘文革’及党和国家领导人等内容”，“未履行重大选题备案程序出版”，“针对出版社违规，不是针对作者”。邬书林还向袁鹰透露：《沧桑》是因为“写到延安时期种鸦片”而被处罚，《我反对》是因为“人大常委王兆国、盛华仁副委员长都提出质问”。
这次禁书事件引发的抗议声潮是中共1949年统治大陆之后从来没有过，对其教训也是深重的，让其明白公民自由出版的权利是不能随便剥夺的。
更值得庆幸的是，由于公民意识的觉醒，不少公民不再遵守官方的出版制度，开始自由出版。不要出版社，不要书号，直接印刷出版。如崔卫平翻译的《哈维尔文集》和《通往公民社会》，以及《黄万里文集》、《李慎之文集》、《李慎之纪念文集》、〈何家栋文集〉都是这样出版的。
王怡就以这种方式出版了自己的评论文集《美得惊动了中央》、廖亦武的《中国冤案录》（第一卷）、康正果自传《我的反动生涯》、汪建辉的小说《有没有》等四本书。2005年3月21日，将这些书寄给外地朋友时，被四川新闻出版署扣留，于是王怡聘请了律师，提交《行政复议申请书》，要求确认行政处罚决定适用行政法规错误、撤销非法行政行为、返还印刷品。公民自由出版的出现，也是中国公民社会开始兴起的标志，其将推动中国社会的变革。
第七章 毫无改革广电媒体
这里所指的“广电媒体”比较宽泛，包括广播、电视、电影、通讯社。可以说，30年来，广电媒体体制中的通讯社与广播电台基本没有发生变化，只是广播电台出现了一些经济台、娱乐台。
1982年9月1日，中央电视台将重大新闻的发布时间由原来的20点提前到《新闻联播》节目发布，这标志着中央电视台成为一个新闻发布机构。在此之前，只有新华社、《人民日报》拥有重大新闻的发布权。从此，这三家宣传机构被中共完全赋予垄断重大新闻的发布权。
国内媒体报道新闻只能用他们的报道，禁止用外国通讯社的报道。为此，新华社在2006年9月10日发布《外国通讯社在中国境内发布新闻信息管理办法》，规定“外国通讯社在中国境内发布新闻信息，应当经新华通讯社批准，并由新华通讯社指定的机构代理。外国通讯社不得在中国境内直接发展新闻信息用户。除指定机构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代理外国通讯社的新闻信息。”新华社将每年对外国通讯社进行年审评估，严重违规者将被吊销营业执照。
新华社本身作为一个通讯社，与其他通讯社应该是一样的，怎么能够拥有权力去审查外国通讯社。这种荒唐的侵犯新闻自由的行为居然在今天能够畅行无阻。虽然国内目前还有一个中国新闻社，但它是中共向海外的宣传机器，其尺度相对比新华社宽一点，其文体也不同于宣传语气的“新华体”。甚至它在报道海外事件也不忘自己的宣传功能，1992年它对泰国民主运动的“暴乱”报道，引起泰国华侨界著名的事业家、慈善家陈延寿老先生的“这里的合法性和中国的合法性不一样”的质问。
虽然中央电视台与新华社一样是“宣传机器”，但在八十年代，它还是有一些出色表现：1987年10月首次全部录像播出中共十三大召开的11次记者招待会。特别是大会闭幕第二天，新当选的政治局五名常委在记者酒会上公开露面，该场景经电视播出后在国内外引起极大反响，这种新闻公开是过去从未有过的。1988年，苏晓康、王鲁湘、谢选骏、远志明等人撰写拍摄的电视纪录片《河殇》先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后在中央电视台重播，引发全民看《河殇》议《河殇》，成为争论很激烈的话题，甚至北京市公安局政治部还下文件要求“全体干警要学河殇”、武汉市委下文件要求所有的机关、厂矿、街道都要组织学习河殇、广东省搞了一个一百万人的“蓝色行动”，因为《河殇》里讲了一个蓝色文明。关于《河殇》，邓小平看了一点，没有说什么；杨尚昆看了一集，说：不错嘛！让干部们看看，解放解放思想；李先念、李鹏、赵紫阳看了以后都没有发表意见；只有国家副主席王震看了以后大骂《河殇》。1988年夏天，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来访时，赵紫阳把《河殇》录像带作为礼物送给了他。但《河殇》这部纪录片后来却被中共认为是挑动“六四”的主要原因。海外也有人这样认为，包括研究八九民运的学者，他们认为这部片子与这场学潮有很大的关系。
“六四”发生时，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英语部，在1989年6月4日早晨6时25分，向全世界发布“六四”屠杀消息。其用英语播音的文稿大意如下：“请记住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在中国的首都北京发生了最悲惨的事件。几千名民众，其中大多数是无辜的市民，被全副武装的士兵们在向市中心推进的过程中杀害。在被害的民众中也有我们北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同事。士兵们驾驶着装甲车，用机关枪来对付千万名试图阻挡他们向前推进的本地市民和学生们。当装甲车强行通过之后，士兵们仍然肆无忌惮地向街上的民众扫射。据一些目击者说，有些战车甚至撞向一些犹豫不前的步兵。北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英语部深切悼念那些在这场悲剧事件中遇难的人们，并呼吁所有的听众与我们同声抗议这一严重违反人权、残暴镇压人民的行径。由于北京正处在非常时期，我们无其它新闻可向您报导。我们恳请您的谅解，并为您在这最悲惨的时刻与我们在一起而表示衷心的感谢。”
此时英语部的节目负责人是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吴学谦的儿子吴晓镛。随后，吴晓镛即被调离、审查，整个英语部工作人员都作了检讨。
而中央电视台主持人薛飞、杜宪在1989年6月4日、5日、6日连续三日在《新闻联播》节目中身着一袭黑衣、以沉痛的神态进行播音而且长时间播出现黑色画面。他们以此表达对“六四”死难者的哀悼，对当局的屠杀暴行的抗议。此后，薛飞、杜宪因此被停职、调离。杜宪是《新生》周刊总编辑兼发行人杜重远之孙女，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杜庆华之女儿，著名演员陈明道之妻子，杜宪的弟弟在“六四屠杀”中遇难。
吴晓镛、薛飞、杜宪们，因为拥有良知，致使他们大胆突破宣传机器的禁区，向世界播出关于“六四屠杀”的消息。杜宪因此被称为“中国的第一女性”，其形象被亿万人记住。此后，中共严控媒体，禁止媒体提到“六四”。1995年上海广播电视电台文艺台娱乐新干线节目主持人朱惠明在制作节目时，曾对听众提起“六四”纪念日，遭到停职审查的处分，节目停播。
“六四”以后，中央电视台在1994年开设了《焦点访谈》。十多年来，其播出几乎“雷打不动”，每天19时38分播出，时长11分50秒。这是由于中央电视台被赋予的特殊垄断地位，加之李鹏、朱镕基、温家宝三任中共政府总理的视察，使之成为舆论监督的“晴雨表”。但其存在原因正如主持人方宏进所言：“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机构和领导人，是他们让这样的电视栏目存在，来反映社会问题和老百姓的意见”。
但其舆论监督节目有70%的“公关”掉。1998年11月4日的中国青年报《冰点新闻》发表了《公关〈焦点访谈〉》，报道了中央电视台前面排着两队，一队来自官方，不让节目播出，另一队来自人民大众，想让节目播出。由于官方财大气粗，人民大众没有力量，致使官方往往能“公关”胜利。
而且，中央电视台1996年5月开办《新闻调查》节目，也被“公关”。其制片人张洁2006年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唐勇林采访时透露：“几乎每一期舆论监督节目，都有公关行为出现。”“有一段时间，播出率只有50％，尤其在2002年。”其不少节目因为不能播出而被“贴上橙色标签锁在柜子里”。
虽然《新闻调查》号称“探寻事实真相”，曾经也播出如《哈尔滨市长》等节目，但对其所在的中央电视台耗资百亿元的新大楼超标以及占地拆迁问题却没有进行一下调查。以至于其主持人柴静2007年6月25日在博客帖出《你是公民，也是记者——〈新闻调查〉征集各地违规豪华办公楼图片》的帖子时，虽在短短一周内点击率超过7万次，跟帖多达1500多条，但也有不少网友发出质疑，央视耗资百亿的新大楼本身就“超标”，怎么还好意思查别人？
中央电视台由于其“宣传机器”功能，致使其两大节目“新闻联播”、“春节晚会”可以十几年或几十年不变，冉云飞因此称之为“木乃伊”电视台。“新闻联播”的主持人，“六四”以后就没有换过。只是在2006年6月5日，让李梓萌和康辉主搭档主持了一次。2007年12月6日-9日，连续4天让海霞、李梓萌、康辉、郭志坚等分别主持了一次。而且，其宣传的语气与音调，30年来没有变化过。甚至在报道中公开作假，如2007年12月27日，播发的“很黄很暴力”新闻。此语一出，立即成为网民的嘲笑对象。“很黄很暴力”也因此成为2008年首句网络流行语。
在此之前，关于中央电视台还有另一句流行语。2007年02月02日，CCTV在2006体坛风云人物评选中作弊，原本落后的丁俊辉的票数，突然在1小时在内猛增100018票。在此之后“做人不要太CCTV了”成为2007年网络流行语，被用来表示用不正当手段损害他人利益或卑鄙无耻的意思。
而其“春节晚会”，从1983年以来二十五年不变，总是以锣鼓喧天歌舞动地开始，向大众宣传“欢乐”、“盛世”的主旋律。而实际上这些“欢乐”、“盛世”根本是不存在的。由于其垄断，虽是“鸡肋”，观众却不得不看。
因此，可以说，中国电视体制几乎也是没有改革的。曾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做过执行制片人、现在凤凰卫视中文台任副台长的刘春，曾在一次培训上说：“反观电视，是一潭死水，在宏观体制上没有进步。”
刘春所在香港凤凰卫视，开播于1996年3月31日。有人曾想当然地把它与中央电视台1996年5月17日开办《新闻调查》一起，把1996年形容为“中国电视改革年”。表面上凤凰卫视是香港媒体，但实质是中共向海外宣传的工具而已（民众认为它是“国安”办的）。它与中央电视台的关系，就相当于新华社与中国新闻社的关系。
这可以从凤凰卫视董事长刘长乐得到的那笔“神秘投资”可以看出。作为当事人之刘长乐，完全知道这笔资金的来源，但他却在对外界说这是一笔神秘资金。而且，与刘长乐合作的传媒大亨默多克曾经花了不少精力、金钱与中共高官结交，并获得相当大的成功。安替说：“默多克这个人在媒体世界征战50年，从来不知道什么是至高无上的新闻理念，什么是社会公器，什么是游戏规则。在他看来，所谓媒体，一方面是他实现权力和财富的工具，另一方面也就是人们自我满足的信息源。”因此何清涟认为：“他在中国的成功秘籍就是从不涉足政治领域，更不关心中国的民主、自由与人权，甚至中国媒体都关注的民生也不在他的视野之内。对促进中国自由化，他更是可以表现出一副漠不关心之态。”
就是这样一家向“海外的宣传机器”，也被中共限制在在一些主要的饭店、外国人的居住小区、学术院校以及政府办公室里播放。由于其突破禁区的节目而受到中共当局的限制，甚至在2005年10月几乎遭遇灭顶之灾。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有七八个政治局委员集体发难，质疑凤凰的性质，要求或者取消凤凰，或者把凤凰仅停留在三星以上酒店。随后凤凰卫视被迫进行整改，整改的主要内容就是“敏感阶段不能提，敏感人物不能碰，历史伤疤不要揭”的“三不”政策。
由于没有特殊的关系，与凤凰卫视同期创办30多家境外华语传媒几乎全军覆没。要么不知下落，如宇宙台、澳门新知台、澳门五星台；要么被卖掉了，如阳光卫视卖给新美传媒、华娱卫视几易其手、星空卫视channel-V合并。
乔新生认为“凤凰卫视是中国新闻管制的丑闻”。但其出现，确实推动了大陆电视体制的一些变革，如其资讯台的设立促使了中央电视台设立新闻频道，其对“911”的直播引起中央电视台对伊拉克战争的直播。
虽然面对凤凰卫视的挑战，但凤凰卫视毕竟只有4000万人口的覆盖面。因此中央电视台还是在大陆一家独大。2003年，其广告收入达到75.3亿，占有全部电视广告收入的29.5%，而其他3000多家电视台却只能分享70%的广告份额。
虽然拥有这么多广告收入，但由于其长期谎言宣传，导致其失去基本“良心”。2004年当俄罗斯别斯兰发生歹徒劫持成百上千的小学生人质事件时，CCTV4《今日关注》非常“及时”地推出了死亡人数竞猜。同年，在中国赴阿富汗工人遭遇武装分子袭击后，东方卫视居然让观众竞猜武装分子的身份。这两家电视台，将两起恐怖袭击事件当成赚钱发财的大好时机，就是他们失去基本的“良心”与“正义”表现。
近年来，也出现一些地方电视台挑战中央电视台的垄断地位。如东方卫视、湖南卫视也纷纷在主办春节联欢晚会。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湖南卫视。由于官方对新闻领域进行控制，湖南卫视就在娱乐方面进行探索，其2005年的“超级女生”引发了“娱乐风暴”。这种建立在市场导向和商业运作基础上的电视互动方式运作模式获得空前的成功，使湖南卫视成为“平民娱乐”代言人。随后中央电视台进行模仿，也办起了“梦想中国”等娱乐节目。
2008年春节前，中国遭遇雪灾，湖南卫视于是在1月28日宣布取消其精心策划“春节联欢晚会”，利用4天半时间赶制了一场“爱心大融冰——我们一起过年”“赈灾晚会”，三个半小时的晚会募捐到3亿1700多万人民币。赈灾义演刚结束，便有网友在网上发布题为《湖南卫视赈灾义演的10大感人瞬间》的帖子。而中央电视台的春晚却依然歌舞升平，仅仅募集到8000万。
长期研究传媒的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传媒系主任展江，提出建立“第二中央台”的建议来改变中央电视台的垄断地位。实际上，比建立“第二中央台”的方案是允许民间电视台。2004年6月初，河南台前县、山东梁山县几名农民合伙在这方面做了尝试。他们在位于河南、山东两省交界的梁山县黑虎庙乡境内，设立“河山电视台”，并正式开播。这个电视台距豫鲁两省交界线约500米，设立“台长”、“总编”等职务。可以说，这是中国第一家真正民间的电视台，也是中国农民的又一伟大创造。但半个月之后的6月19日，河南台前县与山东梁山县组织广电、公安等部门联合出击，以“非法”、“谋取不正当利益”以及“严重影响了台前、梁山两县及周边地区的政治稳定”将这一电视台取缔。
在此还需要提及的是，2007年河南电视台记者付振中，揭发的“山西黑奴工事件”，使全国乃至全世界的震惊与关注，随后400多位绝望至极的父亲在大河网联名发出求救信《孩子被卖山西黑砖窑400位父亲泣血呼救》，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广大的网民及公众对于这起发生于21世纪的惨无人道的“包身工”事件也都纷纷给予了愤怒地痛斥和鞭挞。
但2007年北京电视台生活频道《透明度》栏目记者訾北佳，却因报道“纸馅包子”被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损害商品声誉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而北京电视台台长遭通报批评、总编辑遭行政警告处分、主管副总编辑遭记过处分、生活节目中心副主任、分管《透明度》栏目的副主任、《透明度》栏目制片人等三人遭撤职处分；《透明度》栏目所有编辑和记者被开除。而且北京电视台与中央电视台大量记者也遭开除。实际上，《透明度》栏目是北京市工商局与北京电视台合办为其脸上贴金的节目。
第八章 新媒体
1994年4月20日，中国与国际互联网相联的64K网络通道开通，标志着中国正式加入了国际互联网大家庭，也标志着中国从此进入网络时代。网络存在的及时性、互动性、无限性等特点，被称为“上帝带给中国人的最好礼物”。以往，中共为了维护极权主义统治，牢牢地控制着传统三大媒体（报刊、电视、广播），导致普通民众没有发表言论的场所。而网络的出现，使普通大众终于有了发表言论、表达意见的场所。传统媒体发表一篇报道、评论需要经过编辑、、主编、总编三级的审核才能发表，而在网络上只需要经过编辑一层，所以在网络上发表文章的自由空间就更大。网络不受地域限制的特点，致使在每一个地方发生的重大新闻都能迅速传遍全国。
由于传统媒体牢牢地控制在共产党手里，只是“党的宣传机器”而已，不允许独立的民营媒体存在，而且也不允许外资进入。而网络的出现，对这一状况产生了一定改变，大多数网站是民营的，有的甚至是海外上市公司，如三大门户腾讯、新浪、网易，分别在香港与美国纳斯达克上市。
起初，网络只是以传统媒体的电子版形式出现，如新华社创办新华网、人民日报创办人民网，而且政府也曾经花巨资创办网站，如北京创办千龙网、上海创办东方网。但由于这些网站与传统媒体一样以宣传面目出现，而谎言宣传体系早已坍塌，民众不再相信这些传统媒体，因此也不会相信这些网站，加之这些网站提供的信息，不是网民需要的，因而从开始就被抛弃。而商业网站紧紧抓住民众的需求，因而受到民众的追捧，因此新浪、搜狐、网易能够很快成为三大门户网站。这时的网络只是转载传统媒体的新闻信息、提供免费电子邮件服务，因此民众利用网络只是为了看新闻、收发电子邮件。
1996年出现了BBS，开始把网民聚集起来，由于当时正处于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四通利方利用BBS开辟了体育沙龙，成为后来的新浪网。1999年5月8日，北约军队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事件，许多网民在BBS参与讨论，成为BBS在中国兴起的标志，同时也出现了像天涯社区这样的专门BBS网站。后来，天涯社区成为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聚集地。BBS第一次让网民拥有发言阵地，可以就某事件进行讨论，发表自己或长或短的言论。
2002年BLOG（博客）的出现，网络开始从“以事件为中心”变成了“以人为中心”，网民在网络上终于拥有了自己的“个人媒体”，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经营”自己的“网络家园”，因此受到热烈追捧。2005年出现“博客热”，以至于任何一家“像样”的网站都有博客。在1.62亿的网民中已经有近1/5（19.1%）的网民青睐在网上写博客，即博客作者约有3094万人。处于博客时代的网民，人人都成为“政治家”，都可以对任何一公共事件发表评论，称为“意见领袖”。一批时评作家就是先通过网络称为“意见领袖”，再到平面媒体上发表言论的。为了消除这对政权的威胁，因此管理部门想出了“博客实名制”的怪招来控制。
真正让人们感到网络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2003年，也标志网络媒体进入主流媒体行列。这一年，无论是国际的伊拉克战争，还是国内的非典，都让民众感到网络的重要。非典期间，由于不能出门，只能呆在家里上网。由于政府对非典真实信息的封锁，大量的非典小道消息通过网络传播。由于传统媒体被控制，禁止进行“非典”报道，而那时中共还没有成立专门的网络管理部门来控制网络，因此网络媒体对“非典”进行大量报道。而且由于传统媒体存在地域性，如南方都市报的报道只能在广东才能看到，但由于网络不存在地域限制，南方都市报的非典报道被网站转载后，全国各地的网民都能看到。
虽然中共当局拒绝认为网络是媒体，为了便于控制，不给网络媒体颁发记者证。但实际上网络媒体已经成为中国主流媒体。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闵大洪研究员也认为，中国网络媒体表现出的影响力、社会地位、政治认可度、对重大事件的报道能力都清楚地证明，它们已经成为中国的主流媒体之一。
在刘荻案、杜导斌案、孙志刚案、孙大午案、黄静案、刘涌案、李思怡案、“宝马”案等一系列维权事件，网络在民意表达与舆论形成方面的作用发挥得淋漓尽致。49年后，极权政体就极力限制人们的结社自由，但在这些维权事件中，在全国各地，甚至在世界各地的中国网民，通过一次又一次的网络联署签名聚集起来，形成虚拟世界“维权阵线”。这样的维权阵线类似于传统“政党”的功能，但它又是临时性的，是根据维权需要聚集起来的，可能在维权结束后就解散，但这样的维权阵线在下一次维权中得到扩大。
在维权运动中，出现了“公民记者”。这些人自己建立民间网站，发布维权信息，如李新德的中国舆论监督网（www.yuluncn.com）、黄琦的六四天网（www.64tianwang.com）、姜焕文的中国民间监督网（www.zhengtan007.com）、石野的石野焦点网（www.shiye007.com）、鲁宁平的中国百姓喉舌网（www.cnbxw.net）、李新华的中原民生网（www.zymsw.com.cn）、张鹏飞的百姓视点聚焦网（www.luningping.com）、徐祥的中国名记在线（www.007news.net）、中国正义反腐败网（www.zyff.cn）等。特别要提到的是中国舆论监督网，只有李新德一个人，却参与了山东济宁“下跪副市长”李信案、辽宁阜新市“退休高官”王亚忱案等案例。他在香港注册了中国舆论监督网，自己给自己发了记者证。由于他是在香港注册，是一个网站，不存在出版物，因此大陆的新闻出版署就不能以“非法出版物”查封他的记者证，这就逃避新闻出版署对记者证的限制，可以大张旗鼓的拿着记者证进行采访。
但中共这个政权，面临科技带来信息革命的挑战，总能找到控制的办法：五十年代收缴过打字机，六十年代限制过短波收音机，七十年代禁止港台传媒，八十年代控制传真机。九十年代控制卫星天线、在21世纪的今天控制互联网。中共通过与美国思科公司的合作，对中国的网络构造了一堵类似于“长城”的防火墙，不让国内网民看到海外那些所谓的“敏感信息”。而且还花巨资建立“金盾工程”，对国内网络进行监控。
但法轮功组织却开发出突破中共网络封锁的软件，如自由门、无界网络、世界通等软件。这些软件不断升级，致使中共有关部门也无法对付。令人欣喜的是，美国国务院新在2008年批准的预算中，有1500万美元将用于开发对抗网检的工具和网络服务，主要用于帮助互联网用户冲破中国、伊朗和其他封闭社会的电子防火墙。这对中国网民突破封锁来说，是一大福音。
网络在中国的发展，虽然从中共从一开始就制定了法律法规进行限制，如1996年2月1日就颁布了《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规定对国际联网活动实行主管单位审批和经营许可证制度，但它没有意识到网络会发展这么迅速。等到它发现网络对极权政体的危害时，民间网络已经发展起来。这时要想全面限制网络的发展已经不可能，因此在2003年底采取控制大的网站、号召网络媒体要有“社会责任”，要“行业自律”。对它而言，所谓“社会责任”、“行业自律”就是不要威胁它政权的存在。2002年，以北京蓝极速网吧发生火灾为借口，一下子采取让几大政府公司控制网吧，限制了网民在网吧自由上网的权利。
2000年11月7日，当局颁布《互联网站从事登载新闻业务管理暂行规定》，明确规定网络媒体没有采访权，而且网站转载传统媒体的新闻也需要获得国务院新闻办的所谓“新闻资质”才行。2004年连续发生的四川汉源事件、重庆万州事件让中共当局明白网络的对其政权存在的威胁。虽然传统媒体由于受到当局控制没有对民众大规模抗议进行报道，但是由于互联网的存在，一夜之间民众抗议的新闻与现场照片传遍了世界各地。而且2005年3月全国各地几乎同时举行的反日大游行也是通过网络发动起来的。
这三次来自网络的惨痛教训，促使当局决定在国务院新闻办下设立专门的网络控制机构——国务院新闻管理办公室网络管理局，各省市也设立网络处。这些机构一方面搜集网络舆情，向高层汇报，另一方面每天向各个网站——不论官方网站还是商业网站，发布指令要求删除或重点宣传的信息，有时甚至要求网站把宣传信息放在网站首页要闻区，并且规定将文字加红放在第X条位置。而对那些触犯禁令的网站就采取罚款、要求网站开除编辑、关闭频道甚至关闭整个网站等处罚措施，甚至从2007年开始采取扣分制度。
对那些发布敏感信息的民间网站就采取关闭的方式。被关闭的网站有：春蕾行动、不寐论坛、宪政论衡、世纪中国、自由中国论坛、民主与自由网、一塌糊涂、燕南网、爱琴海、递进民主、公民维权网、中国哲学网、榕树下、敏思博客、博易网、牛博网等等。
由于传统三大媒体正在被取代：博客取代报刊，播客取代广播，视频取代电视，因此2006年12月17日，美国《时代》周刊把“你！互联网的使用者”评为年度人物。而几乎同时，《亚洲周刊》选出“中国网民”为本年度风云人物，认为这个约有两亿人口的、全球最大和最红火的网上群体，胜过了很多政治人物和商界人物，正凝聚着最坚挺的“软实力”，发挥着任何个人都无法发挥的巨大能量。而且，2007年9月，缅甸僧侣革命发生的原因部分就是由于高官女儿奢华婚礼的视频在网络的流传而导致的。在重庆钉子户事件中，网民周曙光利用博客，进行参与报道。
而且以QQ、MSN、SKYPE等及时通讯软件使信息能够在很短时间内传播扩散开来。由于这些及时通讯软件都拥有几千万甚至几亿的用户，而且分别能够以QQ群、MSN群的形式存在，能使成员之间很快进行信息交换，特别是SKYPE由于能够进行免费通话、能够异地召开网络会议而受到欢迎。虽然中共曾试图控制及时通讯软件，如2005年深圳市公安局要求QQ群的开通需要登记身份证，但由于受到藤讯公司和用户抵制而以失败告终。2007年3月重庆钉子户事件，网友开始组建QQ群进行声援。
在此，特别还需要提及的是被称为第五媒体的手机短信。它1992年诞生于英国，以自由随心、经济实用、覆盖面广、迅速便捷等特点开启了传媒新时代。1998年，中国开通手机短信业务。2003年，美国“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失事后不到十分钟，中国几十万手机用户就已经通过新浪网发送短消息的方式获知了这一重大新闻。此举再次改变了人们获取新闻的方式。短短几年的时间，短信由纯文本的形式逐步向融声音、图片、文字为一体的多媒体形式转变，有人将手机短信现象称为“拇指文化”。
到2006年底，中国已经拥有4.6亿手机用户，手机短信发送量达接近4300亿条。从2000年开始，手机短信从10亿条增加到2004年的2177亿条，占2004年全球发送短信5100亿条的40%.2005年，达3046.5亿条，比上年增长39.9％。
手机短信的出现，使民众获得了一种更迅捷的互通信息的方式。在西方国家，抗议者利用手机短信相互联络，组织示威，使当局穷于应付。在我们的邻国菲律宾，抗议者利用手机方便灵活地组织大规模抗议示威，迫使前总统埃斯特拉达下台。2007年6月1日，厦门市民为抗议新建一座巨毒化工品厂，用手机短信进行联络，很快形成一场声势浩大的抗议游行。而记者北风也利用手机短信，现场报道了厦门的抗议事件。由于新的维权手段的利用，“厦门人”的维权最终获得成功，也被《南方周末》评为2007年的年度人物。当然，手机短信的这种功用受到当局的注意。
手机短信使顺口溜与政治笑话能很方便地进行传播。在新闻不自由的地方，顺口溜就有广阔的市场。不能在公开媒体上直抒胸臆的人民，需要通过顺口溜相互安慰、苦中作乐。顺口溜中传达出来的，虽然只是民众无可奈何的声音，但那也是社会大转型前夜闪烁的火星，其中有他们的爱与憎、悲与乐、絶望和幻想。以往的顺口溜都是口头创作，口耳相传，如今，顺口溜插上了短信、网络的翅膀，已经是无远弗届、无孔不入。
2002年中共举行16大期间，流传着这样一条讥否新政治局常委的短信：“民脂民膏胡紧掏，三个代表无帮国。人民尚未温家饱，反腐却知无官正。夜夜笙歌里长春，实事求事要裸干。贾贾曾曾政治局，整个就是一黄局。”同年底，广东爆发非典，传媒毫无反应。但2003年2月8日后，一条消息以手机短信和口耳相授方式悄悄在人群中传播。据广东移动通讯短信息流量数据统计：8日，4000万条；9日，4100万条；10日4500万条。正是手机短信的冲击，令政府公开部分真相。非典时期，人们见面的机会大幅减少，手机短信成了一种沟通渠道，短信异常火爆而大行其道。当时的北京流传着这样一条短信：明天北京将进行非但病人大规模转移，空气将遭到污染，请大家不要上街。
由于手机短信具有的潜在能量可能比网络更大，因此中共一直在想办法控制短信。2004年4月21日，信息产业部《关于规范短信息服务有关问题的通知》，这一通知与手机短信息中包括有关江泽民在内的政治笑话有关。2005年，公安部要求实行手机实名制的理由是“垃圾短信”，但实质还是害怕政治短信的蔓延，以及害怕民众利用短信组织游行示威。非典时就有人因发送非典短信而被拘留，而2003年陕西榆林刘斌事件、2006年重庆彭水秦中飞事件都是由于发送手机短信而成为“文字狱”典型案件。
第九章 《新闻自由法》
1980年9月，在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上，部分代表第一次提出制定《新闻法》的口头建议。1983年6月第六届人大和政协会上，有代表提出《在条件成熟时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法》的书面建议。
当时胡耀邦、赵紫阳强调重视人大和政协的提案，要求必须逐一做出交待。关于制订《新闻法》的提案也必须做出答复。于是，中央书记处指示中宣部进行研究，提出办法。经过中宣部部务会议讨论以后，1983年12月28日，中宣部的新闻局邀集人大法制委员会和教科文卫委员会的负责同志进行商议，一致认为必须立即着手筹备制定《新闻法》的有关事宜，而且决定：“由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牵头，胡绩伟同志负责，并协调新闻、法律等有关部门同志参加，组成起草小组。人大法制委员会和中宣部新闻局积极参加协助。”
中宣部将这个决定写成《关于着手制定新闻法的请求报告》，提交给中央书记处。书记处研究以后，由主管宣传工作的胡乔木批示同意以后，又将这个报告转送人大委员长彭真。彭真也批了“同意”两字，就交给教科文卫委员会办理。
在这以后，中宣部新闻局局长钟沛璋在首都新闻学会举行的关于《新闻法》的座谈会上说：“关于《新闻法》，新闻界酝酿了很多年，的确需要这么一个法。由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来担负这个工作是很合适的。很重要一点，需要有热心人，要在新闻界有影响、有经验的同志来抓，所以中宣部在研究这个问题时，我们议论还是绩伟同志来担当这个工作最合适。在我们积极建议下，乔木、力群都一致同意请绩伟同教来挂帅抓这个事。”
但是中共元老陈云曾云，“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制订了一个《新闻法》，我们共产党人仔细研究它的字句，抓它的辫子，钻它的空子。现在我们当权，我看还是不要《新闻法》好，免得人家钻我们的空子。没有法，我们主动，想怎样控制就怎样控制。”因此，要在中共统治下制订一部《新闻法》的难度实在太大。
当时，为什么把这项任务交给胡绩伟呢？因为他是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同时也是全国新闻学会联合会的会长，是具有新闻工作四、五十年工龄的老新闻工作者，在《人民日报》先后担任副总编辑、总编辑和社长就是31年。新闻界很多人也认为，由胡绩伟来负责主持这项制订《新闻法》、保障新闻自由的工作，是比较适当的人选。这样，胡绩伟就成为负责拟定这部《新闻法》的主持人。
1984年1月18日，胡绩伟开始负责主持《新闻法》的拟订工作。5月12日，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共同组建了“新闻法研究室”，设在新闻研究所，由所长商恺兼任新闻法研究室主任，副所长孙旭培任副主任。随后，出版了不定期的内部刊物《新闻法通讯》。在搜集整理资料的同时，胡绩伟还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重庆等地召开了新闻界和法学界的座谈会，广泛听取各地新闻工作者的意见，胡绩伟还特意在深圳召开了三次座谈会，听取香港新闻界的意见。
1985年7月15日，《新闻法草案》（第一稿）写了出来。经过新闻法研究室成员三次讨论、补充和修改，在1988年4月写出《新闻法草案》（第三稿）。这个草案明确列出了“新闻自由”与“民办报纸”的条例。胡绩伟原想，这个草案先登在《新闻法通讯》，再登在报上征求意见修改后，然后提交人大常委会讨论，最后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修改和批准发布。
但在《新闻法》问题上，胡乔木与胡绩伟之间存在分歧：
第一，对《新闻法》的指导思想，胡绩伟认为是保护新闻自由，胡乔木则认为是加强党对新闻工作的领导，实际上是限制新闻自由。
第二，胡绩伟认为新闻法是为全国人民制订的，是为全国人民争取言论出版自由，新闻工作者要遵守，新闻工作的领导机关和领导者也要遵守。胡乔木则认为应该强调新闻工作者自我约束，加强道德自律，应该加强党对新闻工作和新闻工作者的管理。
第三，胡绩伟主张民办报纸，胡乔木则坚决反对。
第四，胡绩伟反对任何形式的新闻检查制度，胡乔木则认为报纸的重要稿件，理所当然地要送党委审查。
第五，胡绩伟强调舆论监督，胡乔木则强调监督舆论。
第六，胡乔木强调在党的领导下的舆论导向，胡绩伟则不同意这种“舆论一律”的导向作用。
胡乔木曾经几次打电话给中宣部和社科院，要胡绩伟把准备工作的情况和问题向中央请示报告，但胡绩伟深知他所谓的中央就是他自己，没有向他报告。胡乔木对此十分恼火，经过多方策划，决心把《新闻法》的起草工作直接掌握在他的领导之下。1985年11月22日，胡乔木通过社科院副院长赵复三通知新闻研究所所长商恺，宣布：“新闻所不再设立新闻法研究室”，取消起草新闻法的任务。
后来胡绩伟去信质问胡乔木，胡乔木与中宣部以及社科院之间互相拖延，不了了之。
1987年1月，新闻出版署成立，胡乔木趁此又作手脚。在确定新闻出版署的任务时，他指示新闻署正式宣布：“新闻出版署的主要任务是起草关于新闻、出版的法律、法令和规章制度……。”这表明胡乔木要把起草《新闻法》的任务抢过去。
胡绩伟的想法很简单，可以与新闻出版署一起竞争，看谁起草的草案好。1987年7月10日，新闻出版署急急忙忙地赶出了一份《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法》送到国务院请求审查。这个法律基本就是控制新闻自由的法律。国务院法制局把这份稿子送给56个部门、单位征求意见。最后综合各方的意见结果是，新闻出版署拿出来的《新闻出版法》是基本上不能用的。与此同时，魏永征领导的上海新闻法起草小组也起草了一部《新闻法》，但只是一部地方性的新闻法规，没有全国性。
1989年春节，时任总书记的赵紫阳单独约胡绩伟到他办公室谈《新闻法》的制订，整整谈了一个上午。胡绩伟把进行的情况、主要争论和主要障碍都告诉了他。他听得很认真，答应要想办法让“新闻法研究室”继续工作下去。果然，在赵约谈以后，社会科学院再也不说撤销“新闻法研究室”，教科文卫委员会也不再说“新闻法研究室”不能负责起草工作。
但“六四”惨案的发生，使胡绩伟制订《新闻法》的希望破灭。“六四”以后，胡绩伟在人大的职务被罢免，新闻学会被解散。新闻法研究室合并到新闻理论研究室，而负责研究和起草《新闻法》的主角孙旭培也被免职。胡绩伟起草的《新闻法》也就胎死腹中。
以后，每年在人大和政协会上，对新闻自由和新闻立法的提案还是不少。但1994年的全国新闻教育会议上，针对有人提到希望制订《新闻法》的意见，当时中宣部主管新闻的副部长公然直言不讳地说：“新闻立法对党和国家不利，西方国家也不是都有新闻法嘛！”“苏联东欧搞新闻法，搞得国家一片混乱。搞新闻法还要宣传部干什么！”这位副部长原是“左王”邓力群手下有名的一员干将。他反对搞《新闻法》的意图当然道出了当局的底牌。
1998年3月8日，九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广东人大代表提出，32位代表附议，呼吁“尽快制定《新闻法》”。同年底，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李鹏接受德国《商报》记者采访时说：“我们将按照法定程序制定一部符合中国国情的新闻法。”但江泽民却在2000年9月初接受美国记者华莱士采访时说：“新闻自由不过是新闻界为使自己不受任何限制地攫取利润而制造出来的一个图腾，仅此而已。”又说：“所谓言论自由，本质上是一个博弈论难题，没有正确的解。”他比陈云干脆，根本就不承认有什么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认为这是虚无的图腾，是无解的难题。
但人们还是不死心，如吉林省全国人大代表王维忠，分别在2001年、2005年、2006年提出制定《新闻监督法》的议案。但2002年新闻出版总署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仍然表示，考虑到中国的国情，中国制定《新闻法》的条件还不成熟，过早出台可能不利于新闻传播的发展，因此，中国近期不会制定《新闻法》。
2007年，中国贸易报记者兰成长被打死，致使很多人又呼吁制定《新闻法》。但是直到今天，人们苦苦呼吁了三十年的《新闻法》依然不见踪影。但我们在呼吁《新闻法》时，也要谨防当局出台的《新闻法》是限制自由的《新闻法》。所以呼吁时，最好用《新闻自由法》这个概念。
第十章 中共对新闻改革的承诺
从1949年起，经历30年谎言体制。1978年，中国进入了改革时期。对于传媒而言，既然是改革，改革的目标就是两个，一个是新闻自由，另一个是民办媒体。虽然中共没有明确承诺这个改革目标，但广大民众就是以这个作为其改革的目标的。
1984年1月17日，全国人大委员长彭真批示“同意”制定《新闻法》。实际上制定《新闻法》的目的就是确保新闻自由和允许民办媒体的存在。而且在1987年中共十三大政治报告中，总书记赵紫阳代表中共郑重承诺，“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人民知道，就是知情权，也就需要新闻自由。人民讨论，就需要媒体，也就是民间媒体。但是在2007年，花费了14亿的“嫦娥一号”，花了14亿，应该算是重大问题或重大情况，应该经过人民讨论，或者至少应该让人民知道。但这个项目从立项到发射，以及现在嫦娥一号是否运行正常，民众一点都不知情，更不要说讨论了。纳税人的钱就这么白花了。
对这30年的新闻改革，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特聘教授孙旭培认为：“比起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来说，新闻传播的事业规模发展迅速，但改革的力度不大。新闻改革至少有两个层次上的内涵：一是新闻业务领域的改革，二是新闻体制的改革。业务领域的改革，自1979年以来已经取得很多成果。新闻体制上的改革则进展不大。新闻能否立法和依法治理，创办报刊能否由批准制改为登记制，传媒能不能跨地区经营，等等，这些都是新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但至今未见什么动静。”
而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山西行政学院、山西大学教授吴敏认为：“三十年改革，第一个最滞后的领域，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方面的改革。第二个最滞后的领域，是新闻出版管理体制的改革。”
复旦大学新闻传媒学院教授李良荣认为：“在维持新闻体制基本不变的前提下，由观念的变革来拉动新闻媒介的改革”。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舆论研究所所长喻国明认为：“过去近三十年的传媒改革与发展，我们所获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就其实质而言，迄今为止的发展在基本面上还只是一种要素增长型的发展。换言之，这种所谓的”增量改革“只是在过去”存量“现实基础上对于社会发展要求的一种有限的调适，这种调适虽然通过新增媒介的培育和发展，在媒介业的总体功能的改善上、在媒介业的社会角色扮演的丰富性上，在媒介运行机制和传播资源配置方式上的市场化、产业化手段的引入方面起到了在稳定中求发展的效果，但其发展的基本态势仍然是以既往的”存量逻辑“为”圆心“的一种延伸和扩张——问题在于，这种构建于计划体制年代的媒介业的运作”逻辑“，在今天的合理性、有效性还剩有多少呢？媒介舆论监督的”犬儒化“趋势；对于传播技术革命如洪水猛兽的应对态度；只求”守土“，不求进取的管理导向；按照行政区划所实施的媒介市场运作边界的控制；媒介产业经营主体的缺位；对于最需要”姹紫嫣红“（马克思语）的传媒生产的内容和形式的横加干预，等等，均是这种旧体制、旧规则、旧逻辑、旧传统给我们留下的沉重”遗产“，它让我们不得不郑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这种传媒运作的”语法“逻辑是不是应该到了必须加以改变的时候了？”
第十一章 结论
通过对这30年的历史分析，我们发现，在擦边球媒体时期，中共当局确实有一度开放了媒体，甚至一度准备出台新闻法，但时间却很短。在八九屠杀之后，媒体的谎言宣传机器之功能仍然没变，只是由于市场化的推动，媒体虽然在经济利益与政治利益之间摇摆，但最终还是会选择经济利益服从政治利益。所以这样的市场化还是离民间的、自由的、独立的媒体还差距很远。对于报纸而言，相对来说存在某些改革，允许民间与外国资本投资报纸的发行，但不允许资本控制报纸的编辑业务。当然这只是控制那些与时政、经济有关的报纸，对与而对与政治无关的如科技、娱乐、体育方面的报纸就不存在控制或控制不严。但中共却是一个泛政治化的政体，对于任何信息都可以泛化为与政治有关。而且对传统三大媒体的电视、广播，中共对其的控制没有丝毫的改变，仍然是谎言宣传体系的一部分。
六十年的谎言宣传，当民众接触到真实历史事实后，会引发真相的雪崩。对于中共政体而言，其开放报禁之时就是其垮台之时。因此，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处于转型时期的后极权主义国家而言，媒体对社会转型至关重要。媒体一方面要冲破《真理报》说假话的模式，另一方面要发挥启蒙的作用。而且，以网络、手机短信为代表新的媒体已经出现，将加速中国向现代社会的转型。
【本文是北京后改革研究所编著的《改革之死》一书之“传媒”部分】
11/19/2008～11/26/2008民主中国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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