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京报》5月10日报道：”国务院下发‘加强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通知’，隐瞒艾滋病疫情将被追究责任，并且国务院要求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切实采取如下五条措施来预防艾滋病：一、防治艾滋病纳入中学教学计划；二、娱乐场所需张贴防艾滋病宣传品；三、恶意传播艾滋病要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四、拘押人员艾滋患者要专门场所关押；五、一次性注射器将强制推广使用。”
这些措施是值得赞扬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我们的政府开始对艾滋病进行重视，不再像以前那样对艾滋病进行回避；我们的政府开始把人民的生命当回事，开始尊重人的生命。
自美国1981年诊断出首例艾滋病患者以来，艾滋病病毒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速度惊人。据联合国艾滋病联合规划署和世界卫生组织2003年11月公布的《2003年度全球艾滋病流行报告》统计数字显示，全世界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已达4000万左右。2003年全球新感染艾滋病病毒人数已达500万，有300万人死于艾滋病，达到历史最高峰。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依然是艾滋病流行的最严重地区，非洲共有2660万艾滋病病毒感染者。2003年该地区新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人数为320万，死于艾滋病者超过230万人。亚洲已成为继非洲之后的第二大重灾区。2003年亚洲新发现艾滋病病毒感染者740万，新增艾滋病病例100多万，死亡人数50万。
我国自从1985年发现首例艾滋病感染病例以来，艾滋病的感染数量就一直在疯狂攀升。在1985年至2000年底的15年间，中国累计报告的发病人数和死亡人数分别为880例和496例，而2001年和2002年两年合计报告的艾滋病发病人数和死亡人数分别为1742例和716例，2002年全年报告艾滋病病例数比2001年增长44%.2003年12月1日，由中国卫生部和联合国艾滋病中国专题组联合发布的《中国艾滋病防治联合评估报告》显示，中国目前有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约84万，艾滋病病人约8万，分布在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遍及社会各阶层。
曾经的我们在1988年很天真地认为：”我们可以设立‘艾滋病长城’，能把艾滋病拒之于国门之外，”但是16年过去了，我们看到的却是艾滋病在中国全国范围内的大爆发，单单云南现在因艾滋病的死亡人数就超过了323人。我们修”艾滋病长城”16年里，我们的艾滋病人数就从官方报道的1985年一例增加到现在的84万例感染者和约8万例艾滋病病人，并且以每年30%的速度增长。因此事实已经证明了那种认为”艾滋病之与其他国家有关，而与中国无关”的思维方式现在已经被事实证明错误的，是遗害无穷的，是对人民的生命的不负责任。
由于我们对艾滋病的不够重视，因此就导致艾滋病在我们国家的疯狂蔓延，也就导致了我们的艾滋病患者的大量死亡，更导致了大批艾滋病孤儿的出现，甚至导致了许多艾滋病患者或他们的后代对整个的冷漠的社会的报复。
从1985年我们国家开始发现第一例艾滋病算起，已经有19年将近20年的时间了。在过去的20年里由于政府对这个问题的不重视或重视不够，导致了艾滋病在中国的迅速蔓延，艾滋病在20年中的疯狂飘升，完全超出了人们的预期。从经济理论上说，对付像艾滋病这样具有很大的”负的外部性”的传染疾病，就必须由国家付出一定的财政成本来承担起这种政府责任。如果没有国家和政府的出面，仅仅靠公民个人或非政府组织——而且在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基本上由不存在或存在的数量很少的情况下——的努力的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所以政府就必须积极地承担其维护公共利益的责任来。
我们的政府在面对这些不断增长的艾滋病数字时，以及在国内外的强烈呼吁下，终于能够坦然、勇敢地面对艾滋病这个问题本身就说明了我们的政府开始有了进步——不再回避问题这本身，并且采取相应措施加以控制，这是值得我们肯定和鼓励的。
现在我们的政府终于认识到艾滋病不只是哪一个国家内部的问题，更不能单靠一个国家来解决，而是整个人类的问题，它需要世界上每一个国家的共同参与、相互合作才能最终解决。因此，我们也应该为人类防治艾滋病做出我们的贡献，而我们勇敢地面对艾滋病就意味着我们在参与人类防治艾滋病的路上迈出了最为关键的一步。
现在我们最要紧的就是认认真真的落实国务院的通知，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来防治艾滋病的进一步蔓延。尤其是对那些继续隐瞒艾滋病情的官员就要加重加大处罚力度，使他们不再至于把人民的生命不当回事。
当然我们不应该忘记那些曾经推动我们的政府去勇敢地面对艾滋病的人们，如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中国公民高耀洁等等，我们应该记住他们所做出的贡献！
2004年5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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