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拜读读了谢泳先生编的《胡适还是鲁迅》，书的封面就是：世纪之交的重要论争，困扰中国知识分子一百年的难题，中国知识分子的两条不同的道路：胡适还是鲁迅？给人一种不同凡响的感觉，而且确实不同凡响：
第一篇文章就是殷海光先生的《胡适思想与中国前途》。在文中殷先生这样评价胡适：“近四十年，中国国运的起伏隆替，几乎可以拿胡适思想之消长作个记录的寒暑表。在这四十年里，中国人多容纳并吸收胡适思想之时，正是中国比较和平、安定、进步、趋向开明之时，回头说也是一样：中国比较和平、安定、进步、趋向开明之时，正是中国人多容纳并吸收胡适思想之时。反之，中国的国运乖违、祸乱如麻，趋向固蔽之时，也就是胡适思想横遭排斥与嫉视之时。回过头来说也就是一样，胡适思想横遭排斥与嫉视之时，也就是国运乖违、祸乱如麻，趋向固蔽之时。”殷先生的这篇文章是对胡适先生的最高评价，殷先生不愧为胡适先生的弟子。
在接下来的林贤治先生的《也谈鲁迅研究之谜》，对鲁迅先生的评价也很到位：“比如鲁迅说自己思想的两个方面，即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鲁迅的批判精神和批判原则，其中包括对‘东方文明’的批判、对‘国民性’的批判、对权力和权力者的批判等等。鲁迅的斗争思想，首先根源于倍受压抑的个人经历，根源于中国广大民众长期遭受的压迫而生的痛感和耻感。”
在这本书中还有很多很有价值的文章，比如李慎之先生的《回归“五四”学习民主》、袁伟时先生的《胡适与所谓“中国意识的危机”》、许纪霖先生的《上半个世纪的自由主义》、汪晖先生的《死火“重温”：以此纪念鲁迅逝世六十周年》、杜钢建先生的《胡适的人权思想》等等好文章，其它的我就不在一一例举了，读者朋友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去判断。
特别还要提到的是在陈巢父先生的《胡适的“反悔”并非在30年之后》一文中叙述了胡适在致徐志摩信中对当时苏联的评价：“第一，我是不信‘狄克推多’制的。今日妄想‘狄克推多’的人，好有一比，那五代是的唐明宗每夜焚香告天，愿天早生圣人，以安中国！这种捷近是不可妄想的。列宁一班人，都是很有学问经验的人，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况且‘狄克推多’制之下，只有顺受，没有是非——今日之猪仔（不限于议员），正是将来‘狄克推多’制下的得意人物。这种制度之下没有我们独立思想的人的生活余地。我们要救国，应该从思想学问下手，无论如何迂缓，总是逃不了的。”在此文的后面还提到了胡适1941年7月作为驻美大使在密西根大学作的题为《民主与极权的冲突》的演讲，在那次演讲中，胡适先生极权主义的20个重要特征：
1. 狭义的国家主义情绪，提高至宗教狂的程度；
2. 有由一个军队般严格约束的政党，来执掌国家政权；‘
3. 严格取缔一切反对政府的意见；
4. 把超然的宗教信仰，降低到国家主义的宗教之下；
5. “领袖”是一般信仰的中心，实际上，他就等于一个神；
6. 提倡反理智反知识，献媚无知的群众；严惩诚实的思想；
7. 毁灭书籍，曲解历史及科学上的真理；
8. 废除纯粹寻求真理的科学与学问；
9. 以武断代替辩论，由政党控制新闻；
10. 使人民陷于文化的孤立，对外界真实情况无从知晓；
11. 由政党统治一切艺术；
12. 破坏政治上的信义，使用虚妄伪善的手段；
13. 政府计划的罪恶；
14. 鼓励人民陷害及虐待所谓“公共敌人”；
15. 恢复野蛮的家族连作办法，对待这种“公共敌人”；
16. 准备永久的战争，把人民军事化；
17. 不择手段地鼓励人口增加；
18. 把“劳工阶级对资本主义革命”的口号到处滥用；
19. 禁止工人罢工及抗议，摧毁一切劳工运动；
20. 工业、农业、商业，皆受执政党及领袖的统治。
读了胡适先生读极权主义的分析，他的分析比哈耶克分析都还要早，虽然他是把民主与极权当作对立的来看，没有后来的哈耶克和殷海光一样把民主与专制对立、自由与极权对立那样认识深入，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认识到这种地步，这确实让我感到震惊。在当时无论是西方的罗曼？罗兰，还是国内大部分学者都一致推崇苏联的时候，胡适先生能认识达到这种地步，实在是很难得的。如果我们在当时就能接受和思考胡适先生的这种对极权主义的认识，我们就不会让极权主义在我们国家再次的肆虐，就不会任意被人当作机器上的螺丝钉，也就不会在别人用极权主义来欺骗愚弄我们时还以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呢？
我通观全书，许多作者文章给人的印象好似在过去的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存在两条不同的道路似的，而且好似这两条道路是根本不同的，是水火不容的。其实是否真的有两条道路存在呢？我觉得不是。
在我们争论中国20世纪的知识分子是选择胡适还是选择鲁迅时，我们首先应该搞清楚的是什么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责任是什么？这样再来谈论胡适与鲁迅更有意义。
那么什么是知识分子呢？我们一直把中国传统的“文人”或把现在一般读过大学、甚至上过高中的文化人统称为知识分子，这实在是一种很大的错误。而在《简明不列颠全书》称：“19 世纪末期俄国的知识分子，是中产阶级的一部分，他们受现代教育及西方思潮影响，经常对国家落后状况产生不满，知识分子由于对社会、政治思想有强烈兴趣，而沙皇政权的专制独裁和残酷镇压机构使他们感到沮丧，于是在法律界、医务界、教育界、工程技术界建立了自己的核心，但包括了官僚、地主和军官。这个阶层为20世纪早期俄国革命运动奠定了领导基础。”
从上面对知识分子的理解来看，有知识只是作为“知识分子”的一个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今日西方人常常称知识分子为“社会的良心”，认为他们是人类的基本价值（如理性、自由、公平）的维护者，知识分子一方面根据这些基本价值来批判社会上的一切不合理现象，另一方面则努力推动这些价值的实现。当然，知识分子首先也必须是以某种知识技能为专业的人，他们是教师、新闻工作者、律师、艺术家、文学家、工程师、科学家。但是，如果一个有知识的人全部的兴趣始终局限于职业范围之内，那么他仍然没有具备“知识分子”的充足条件。知识分子除了献身专业以外，还必须具备一种关怀精神，关怀国家、社会以及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超越个人私利之上的。西方学者对知识分子虽然没有获得一致的定义，但他们都肯定知识分子有一个共同的性格，即以批评政治社会为职志。（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
因此要成为真正的知识分子，除了拥有知识、在一定的领域有所成就外，还必须具备以下的条件才能被称为知识分子：
首先必须具有独立的人格。用这个标准的判断，中国的传统文人和现在的大部分文人就没有几个可以称得上知识分子。因为中国的文人们没有独立的人格，是御用文人，是别人的奴才。无论是在过去与现在，中国的文人最擅长的是歌功颂德，其次是告密，再其次是明哲保身，最次也须是息隐山林（黎鸣先生语）。
其次知识分子必须具有现代人类社会的基本价值，如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理性、公平等基本价值。不拥有这些基本价值的人就会出现头脑混乱，就不会有自己独立的思考与判断，就会人云亦云。在现代社会不拥有这些基本价值的人和社会不是一个健全的人和健全的社会。没有拥有现代人类文明的基本价值的人当然就不能称之为知识分子。而我们中国的文人不仅不接受和学习现代人类文明的基本价值，反而排斥这些基本的价值。
第三，知识分子必须拥有公共意识、人文关怀、参与公共生活。没有这些意识的文人也不能被成为知识分子。而中国的文人学士们往往“躲进小楼成一统，不管春夏与秋冬。”
其实，前面三条都是作为每个公民所必须具备的东西，没有这三条意识的人，是不能被称为现代公民的。因此要成为知识分子，必须具有这三种公民意识。
最后，知识分子应该具有批判的精神，批判精神是知识分子的最基本的职责。知识分子必须把自己的学识与社会结合起来批判社会存在假、恶、丑。没有批判精神的文人是不能被称为知识分子的。这就像19世纪俄国的知识分子总是批判社会的，总是批评政府的。特别是在一个专制社会或极权社会社会，要做到这一点就很不容易，这也就相应地体现了知识分子在社会中的价值所在。
利用以上这四条标准来判断，中国的历史基本上不存在什么知识分子？当然在过去的20世纪的胡适和鲁迅可以算上属于真正的知识分子。
胡适先生与鲁迅先生都具有独立的人格。胡适先生无论是在北洋军阀时期、还是在蒋介石统治的30-40年代和50-60年代，他都没有失去自己的独立人格。这可以从胡适拒绝蒋介石的进入政府邀请和台湾50年代的雷震案可以看出来。这一点，鲁迅先生就更不用说了。
胡适先生与鲁迅先生都具有现代人类社会的基本价值。当然对于这点，胡适是毫无疑问的。而对于鲁迅先生，可能有许多人会认为他不具有自由、民主、人权这些人类文明社会的基本价值。虽然他掌握得不是很充分，但他还是具有的，这我们可以从他发表于1908年的《文化偏至论》中看出。
胡适先生和鲁迅先生不像其他的中国文人一样，他们拥有公共意识、人文关怀，积极参与公共生活。如胡适在面临国难的时候，主动承担起自己的职责，担任驻美大使。鲁迅先生所写的杂文都是针对现实的。
胡适先生与鲁迅先生认真的履行了作为知识分子的社会批判职责。这是他们对我们最主要的价值所在。没有批判精神，鲁迅与胡适就不会成为鲁迅与胡适了。对于鲁迅先生的批判意识，我们可以从下面这个材料看出：
鲁迅之子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中写到，1957年罗稷南在一次座谈会上向毛泽东提出了一个大胆的疑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不料毛主席对此却十分认真，深思了片刻，回答说，以我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作声。（黄宗英《我亲聆毛泽东与罗稷南对话》）
这里为什么毛泽东会说：“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这是因为鲁迅作为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是允许他对我们存在的那么多的假、恶、丑漠不做声的，以他的性格他是不可能做到的。就在我们的革命未成功以前，鲁迅先生通过与周扬他们的接触，就批评周扬为“革命工头”、“奴隶总管”，所以更不用说革命胜利以后，鲁迅会怎样。
所以基于以上的分析，虽然有许多人包括已故去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者的领军人物——李慎之先生认为胡适和鲁迅是根本对立的，但我觉得在20世纪中国的知识分子所选择的道路是相同的，不存在两条道路之说。
只不过，胡适先生所选择的自由主义的分析更适合于我们的实际，容易引起极权主义者的反感，而鲁迅先生所选择来表达的东西更容易被意识形态所利用而已。这是他们结果不同，而不是所选择的道路的不同。胡适先生选择确实自由主义者的改良主义，但是鲁迅先生的选择也决不是革命：“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了他们的奴隶了。”“中国历史上的农民造反和近代革命，并不是要使人改变自己的奴隶地位，不过是争夺一把椅子，也即争夺谁做‘主人’。”能有这样的认识的人，我们能认为他是赞成革命的？当时他之所以站在所谓的革命者一边，只是因为他总是站在弱者、被压迫者的一边，站在一边并不表示他是支持革命的。
胡适的选择与鲁迅的选择并不是根本对立的，他们都是希望个性的独立与人性的解放，所体现的都是知识分子的职责与精神，即批判社会的精神。在社会批判与体现知识分子的社会价值方面，鲁迅与胡适谁都不比谁差。如果硬说有两条道路的话，那么他们这群人要么部分人不能称为知识分子，要么全都不能称为知识分子。因为在20世纪我们无论在“法东斯”还是“法西斯”的统治下，我们所过的都不是人所过的生活，所以作为知识分子都是应该进行批判的。然而大部分学者文人不仅不进行批判，反而进行歌功颂德，甚至为虎作伥，成为鲁迅先生所说的“帮闲”与“帮凶”。
而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继承胡适先生和鲁迅先生所开创的知识分子的社会批判的精神传统。
谢泳《胡适还是鲁迅》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年12月版。
关天茶舍
2004年4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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