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川：似是而非的“三农”问题

《新时代》第四期

刊首语　似是而非的“三农”问题

“三农”问题是什么？这是好多的学者与专家一直在苦苦探求的问题。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讲，“三农”这个提法本身就是很荒谬的，是对广大民众的误导，是某些文人为了掩盖中国农民几十年以来所遭受到的苦难而炮制出来的一个词汇。

“三农”问题就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就是人权问题，是占中国人口80% 的农民被毫无人权的对待。在农村，农民不被当“人”；在城市，农民不是“人”。在中国，农民没有享受做人的基本尊严与权利，农民没有任何的迁徙自由，没有任何的言论自由，没有任何的结社自由，没有任何的集会自由，没有任何的财产权。这也就是梁漱溟先生在1956年所说的“农民是在九天九地之下”。

其实，不仅仅是农民，而且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几乎没有人权，都没有迁徙自由、言论自由、结社自由、集会自由，也没有任何的财产权。只不过农民被剥夺的人权更多，生活得更悲惨，更不受保障而已。

中国的城市和农村，中国的市民和农民，其问题、境遇并无本质的不同。城市的优越是虚幻的，靠不住的，所有农民碰到的问题，市民一样会碰到，只是程度有所不同而已，但并无质的不同，充其量只是农民受的教育更少一些，卫生条件更差一些，受到的限制、歧视和不公更多更严重一些，命运往往更惨一些。但本质性的人格、人权和公平合理的制度环境，谁也没有，如斯而已

对于被剥夺了50来年的人权的农民来说，现政府能做的就是毫不迟疑地给予他们人权，让农民过有尊严的生活！

当然，这需要我们我们每一个公民，包括农民兄弟，积极努力地争取，勇于、敢于同不合理的制度与法律抗争！

2004-10-9

古川：认同普世文明 走向文明中国——评《甲申文化宣言》

2004年9月3日至5日，中国70位名流在北京通过和公开发表了《甲申文化宣言》，向海内外同胞，向国际社会表达他们的”文化主张”。

细细通读宣言，我们会发现虽然他们承认”我们接受自由、民主、公正、人权、法治、种族平等、国家主权等价值观。”但是他们只是在表面上的接受，在通篇的宣言里强调的还是：”中国特殊论”、”文明的多样性”、”文明无优劣”、”东方价值观”。

他们接受的普世文明的价值观就只有自由、民主、公正、人权、法治、种族平等、国家主权，这是不完整的，也是存在问题的。愚认为，它没有强调”宪政”这一普世价值观，所以是不完整的。他们强调平等不是所有人一律平等，而仅仅是种族平等。我并不是反对种族平等，而是认为只有真正立基于”所有人一律平等”的基础上才可能有所谓的”种族平等”。

在”人权高于主权”得到普世认同的今天，他们还在强调”国家主权”，这是不必要，也是不应该的。我们不要求什么大而化之的”国家主权”，而只要求我们的每一个个体、每一个公民都存在的做人的尊严、做人的权利，也就是人权，这就是我们的目的。正如胡适所说：”争你自己的自由就是争国家的自由，争你自己的权利就是争国家的权利。因为自由国家不是建立在每一个奴才上的。”

在三、四十年代，当我们向国民政府要求民主的时候，国民政府对我们说：”我们的国情特殊，民众的素质不高，所以民主目前不适合中国”.而现在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了，如果还用”中国的国情特殊”、”民众的文化素质不高”来为不搞民主辩护的话，那不就证明我们半个多世纪来没有任何进步：政府还是那样的政府，民众还是那样的民众，都是素质不高的呢？

其实，所谓的”中国的特殊论”，就是那些政客和御用文人们用来作为他们的专制独裁的遮羞布。中国文化没有什么特殊的，我们都是人，都有人类共性，都不希望自己生活在奴役与恐惧之中，都希望自己能当家作主、掌握自己的命运，都希望过一种自由的生活。

人类文明真有多样性吗？我认为可能不是。人类文明的形式可能有多样性，但是人类文明的实质却是一致的。

文明是存在优劣的。如果否认这一点的话，就是不承认西方文明比我们优秀，也就否认了我们向西方学习的必要性。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们一百多年来走的”向西方学习”的道路不就是错了吗？其实，我认为，不存在所谓的”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只存在”人类文明”，而现在人们之所以喜欢用”西方文明”这个词，那是因为西方欧美国家他们较早理解、较早接受人类文明的基本原理，比我们先前一步而已。而如果东方还存在什么”东方文明”的话，那就是”专制与极权”这种”东方文明”.这正如李慎之先生认为的那样：”中国的文化传统是专制主义”。

在宣言中强调存在所谓的”东方价值观”，不知道我们这70多位所谓的”文化名流”是否知道：以前极力鼓吹”东方价值观”的李光耀现在已经放弃他的”东方价值观”，转而认同人类的”普世文明”.在人类文明越来越走向普世化、全球化的今天，我们的文化名流还在鼓吹什么”东方价值观”是不是有点太不”入流”了？

对于宣言中所强调的”中华文化注重人格、注重伦理、注重利他、注重和谐的东方品格和释放着和平信息的人文精神，对于思考和消解当今世界个人至上、物欲至上、恶性竞争、掠夺性开发以及种种令人忧虑的现象”这种荒谬绝论，袁伟时先生在《中国文化：应世界潮流方可得生天》一文中作了入木三分的分析：中国现在是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环顾神州，何处不见”物欲至上、恶性竞争、掠夺性开发以及种种令人忧虑的现象”？

综合上述分析，我们会发现《甲申文化宣言》中的观点基本上是很荒谬的。因此，在人类文明普世化、全球化的今天，对于我们而言，只有认同普世文明，才能摆脱”治乱循环”的怪圈；也只有认同人类普世文明，才能告别野蛮残忍的”旧”中国走向文明大爱的”新”中国。而具体到当前的形势就我们的政府而言，就是认同普世文明，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还权于民。在各种各样的危机越来越严重的今天，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条。

2004年9月26日

古川：《新时代》第二期刊首语：我们的使命

我们正处于转型的时代。

在转型时代，中国人民的使命是实现社会安全转型、国家和平崛起、世界公正秩序。

社会安全转型就是在保持社会稳定的情况下实现社会转型，建立基于自由、民主、平等上的现代国家。中国社会转型可以上从1840年开始算起，历史时间很长，经过了许多曲折，改革和革命都曾在中国大地上实验过，但都没有解决中国的社会转型问题。在中国社会转型进入最后阶段时，在汲取其他国家转型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情况，采用安全转型是中国社会转型的最佳选择。建立自由、平等、民主的制度和市场经济，以现代国家的原则理顺党政关系、军政关系、党军关系、政企关系等等，是中国健康发展的内在需要，也是中国的命运所系。

国家和平崛起则是在日益全球化的“一个世界”里与其他强国和平竞赛、携手发展、共存共荣，在一个不太久的时间里成为世界上数一数二的高度民主、富强、文明的国家。和平崛起应该包含两层意思，一是以和平的方式崛起，二是崛起之后依然能够保持和平。

世界公正秩序是中国要积极参与世界、建立一个以个体公民为主体，基于人道与文明的稳定的、和平的人类共同体，也就是康德的“自由国度的联邦政府”。把不同国家吸引到一起从事共同事业，实现人类的共同愿望：和平与安全、自由与法治。

社会安全转型是中国面临最紧迫的问题，是解决国家和平崛起最重要、最基本的因素，也是中国人民能够在确立世界公正秩序有所作为的先决条件。没有社会转型或没有实现社会安全转型，国家和平崛起也会被破坏与中断，参与建立世界公正秩序也就成了不可能的事，不会得到别人的拥护与尊重。

实现社会安全转型的最有效方式是通过公民教育提升公民意识，通过公民行动扩大公民参与，通过公民社会实现社会安全转型。

这是我们的时代，这是我们的使命。

《新时代》第二期2004年7月9日出版

古川：救人为何竟要屏蔽媒体

经过上百小时的紧张运作，北京大安山煤矿塌冒事故的抢救行动终告失败，被困井下的10名矿工全部遇难。这一消息在6月10日传出之后，哀恸者甚众。而在事故发生之后迅速赶赴现场的四五十名媒体记者，则在悲痛之余还另有一番激愤不解，因为他们与抢救行动相始终，在矿井口苦候四天四夜，却遭遇种种阻挠与限制，根本无法进行正常的采访报道。一番关注生命、展示现场、还原真相的热心与耐心，被山风吹得冰冷。这在知情权与透明度已经成为举国共识的情形下，无疑是极为罕见的事例，但同时也再次折射出某些无视媒体价值的无知无畏，实在是根深蒂固，值得一个正在进步中的社会反省警惕，并全力讨伐。

一名曾参加过对越自卫还击战的老记者感慨道：”如果可以选择，我宁愿选择在前线战斗，也不愿在这样的山沟里如此煎熬四天四夜！”为什么不愿意？因为虽然在事故现场，但是不能获得任何消息，即使获得消息，也只是”某某领导如何如何重视”之类的旁枝末节。

那记者们想得到的是什么呢？是救援指挥部具体采取了什么样的方案进行救援，这些救援方案的科学依据与现实考量是什么，每一步救援的进展怎样，遇到的困难是什么，能不能克服，克服不了怎么办……如此种种，都是扣人心弦的主线与情节，新闻工作者天然具有采访报道的兴趣，一方面是要将之传递给那些正在焦急等待消息的受困人员家属与公众，另一方面是要表现危局之下的社会智慧与力量施展到了怎样的程度。

但是很不幸，我们的记者，在我们的国土上，甚至在政治中心的京城附近，一会儿被保安们驱到悬崖边，一会儿被赶到垃圾场；保安们最后还筑起了”人体盾牌”，以阻挡记者进入”敏感地带”，甚至不许记者下山吃饭。当然，保安们也只是奉命行事。所以要坚决追问的是，幕后人士如此这般害怕记者、屏蔽媒体，究竟是为什么？又究竟是凭什么？

信息公开，是现代社会的题中应有之意，因为公开的信息之下，全社会的监管最有力，损失最小，误解最少，合作最佳。前年震惊全球的莫斯科剧院人质危机解决过程，都得以全程直播，人家也没有以”影响社会稳定”或者”可能泄漏机密”为由屏蔽媒体。北京大安山矿难并非敌我矛盾的结果，更加没有阻挠采访报道的理由。

但是现在的局面却是，受困人员最终全部罹难，由于没有记者的客观报道，民众的反应，只怕便要怀疑起救援方式的正确性与救援操作的效率，乃至更多的东西，这对于救援方来说，难道是愿意见到的结果吗？而且，抗击SARS的历程已经证明：真实确切的信息缺位，谣传与流言便要四起。此次救援现场，就反复传出救人巷道”将被打通”"已被打通”"未被打通”等不同版本的小道消息。

显然，在中央政府属意加强媒体监督、打造阳光政府的新思路下，某些地方部门还无法适应自己与媒体的”新关系”——各路媒体屡屡捋”虎须”的事例此起彼伏，某些地方部门便开始将媒体视为来找茬、来挑刺、来作梗、来坏事的，于是往往会下意识地利用手里的行政权力横加阻挠。但问题是，作为维系整体社会系统良性运转的关键部位，即便媒体是为找茬而来，那也是贡献于社会大利的举动，我们共产党的地方政府，岂能因护小利而损社会大利呢？再说了，今非昔比，如果想捂就能捂住的话，那也不会有那么多的官员被曝光落马了。更何况，媒体的价值原本并不如此狭窄，最近公安部都强调，”对一些影响大、危害大的案件的发案和破案情况，要及时向媒体通报”，着眼之处，当然在于通过媒体公布信息能够获得正面的社会效果。大安山煤矿事故的救援情况，原本显然是不必如此遮遮掩掩的，除非其中真的有什么见不得光的事情。

南方都市报2004年6月15日社论

古川：塌桥不意外 政府有责任

随着在12日下午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辽宁省盘锦市经贸委副主任李秉军指出，市辽河大桥（又称田庄台大桥）垮塌事件是意外事故，这一事件开始出现一个意想不到的争执，因为当地民众对于这一定性相当不满，多有质疑。

对于意外事故的界定，国内的相关律条与司法解释，尚不清晰明确，全赖常识上的约定俗成来认定。我们也相信，辽河大桥的垮塌，并非恐怖分子或犯罪人员的蓄谋之举，所以并不存在什么主观故意的前提。想必盘锦市政府的结论，也是从这个层面上来论说的。但是对于市民而言，他们对于意外不意外另有朴素的认知与见解：一方面是此桥”年岁已高”，有关危险的警报已经屡屡见诸文件与标牌，即便盘锦市对此解释高危地带集中于引桥部分，但可以举一反三，对于主桥也没有充分理由可以高枕无忧；另一方面，据市民反映，辽河大桥的交通运载能力早已严重超出负荷，有证据表明，当地相关市政机构在这一方面多有疏忽，懒于监管，甚至有民众表示，只要给钱，桥上”跑火车都可以”，隐患深重，已是理所当然。在这番情势之下，如果不进行及时的补救，出现事故，只是迟早的问题，而并无永久侥幸的可能。因此，”意外事故”的定性，如果依其本意，是指意料之外的事故，当然难以为眼睛雪亮的民众所接受。一位老市民对于市政府的结论批评道，垮桥不是意外，没有发生人员死亡倒是意外。这无疑是”意外”结论出台之后极具代表性的民间情绪。

事实上，民众对于”意外事故”的结论不能认同，主要在于对盘锦市有关部门颇想推脱责任的表态深感不满。如果说”意外”之说尚有多方解说旋圜的空间，那么辽河大桥的具体所在地大洼县县委书记的表态就更令人有这方面的猜疑了。该县委书记在接受采访时说：”事故还没有调查清楚，谈不上政府的责任问题。”在中央力主打造责任政府的当下，这番言论无视现代政府的伦理要求与操作技巧，实在不义而且不智。

当然，追究具体的责任分担与确切的惩处救赎，还要在事故的具体原因查明之后，但是对于一桩公共危害事故而言——即便真的没有发生人员死亡，那也只是万般侥幸而已，政府依旧存有无法推卸的责任。

从政治学的角度来讲，人们是为了公共利益的实现，而在世间成立政府；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政府存在的目的之一就是提供公共产品，而且是提供良好的公共产品，不能是存在问题、不能使用的公共产品。而从目前的种种证据来看，辽河大桥就是一件存在问题的公共产品，大桥垮塌，只要不是因为地震、山洪等自然灾害之类的不可抗逆因素——那种钢筋断裂、螺丝脱落，即便再意外，也都存在当时施工及后来长期检修监控的失职之处，因而确确实实地损害了公共利益。也许修建当初的责任无从考量，但对后期管理维护负有全责的当地政府有关部门岂可遁逃——这番不良后果，既然不是犯罪分子蓄意破坏，那相关的道义责任与行政责任，根本不必等待具体原因查明，地方政府就应勇于担当了。

事实上，正是因为事故尚未查清，所以地方政府才应承担更多的责任：一方面，查清事故本身，就是政府当前要负的责任；另一方面，打捞落水车辆、支付（至少是垫付）受伤人员的救治费用，也宜由当地政府承担。但很遗憾，我们尤其没能在第二点上看到大洼县或者盘锦市政府的积极作为。在这种局面下，大谈事故未明政府便无责，难怪要让人心生疑窦，怀疑有关部门处理事故的诚意。

中国的政治文明，已然走到强调责任政府与以人为本的新局面。中央雷厉风行，但地方却屡屡因为自身利益的杯葛而吃不透精神，更跟不上步伐。这无疑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现象。杜绝这一现象，首先便要是慎发类似”事故还没有调查清楚，谈不上政府的责任问题”之类的言论。

南方都市报2004年6月14日社论

古川：两起矿难多相似 消除瞒报正其时

6月11日下午，河北省邯郸市有关领导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首次公布邯郸县“6·3″矿难（鸿达煤矿物资3矿瓦斯爆炸）瞒报事件调查结果，并公开承认这次矿难是一起煤矿负责人恶意隐瞒特大安全生产事故事件，在这次矿难中共计有12名矿工遇难，而不是原来上报的死亡1人。

也许大家都还记得：2001年7月17日，广西南丹发生特大矿难，造成78名矿工遇难，而当地政府官员在事故发生以后坚称没有发生事故、没有任何人员伤亡。而且采取种种方式对事故进行隐瞒与封锁，不让任何新闻媒体进入南丹县进行采访报道，对进入的记者则施以野蛮打压。

对邯郸矿难与南丹矿难进行比较，我们会发现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当地政府对事故予以隐瞒与封锁，只不过程度与方式不同罢了。在南丹矿难中当地政府声称“没有事故发生，南丹发生事故纯属谣传”，而在邯郸矿难中当地政府宣称“死亡1人，伤23人”；在南丹矿难中当地政府采取与黑社会勾结雇用打手威胁进入南丹采访的记者，而在邯郸矿难中矿方用金钱对遇难家属进行收买。

我们应该问一问：为什么事故发生后，有些政府官员总是喜欢隐瞒与封锁呢？问题究竟出在什么地方？

首先，当地某些官员与矿主之间常常存在利益关系或交易行为。这我们可以从南丹矿难中看到：矿主黎东明一次就赠送了20多辆桑塔纳轿车给当地有关部门和官员，并获得了各种“优秀企业家”一类的桂冠。虽然目前我们没有发现邯郸矿难中存在这样的交易，但是在事故调查结果未出来以前，我们不排除这种可能性。

其次，现行的干部人事考核机制还有待完善。我们要么采取“集体负责”，要么采取“行政首长负总责”。这两种问责方式都不免失之于笼统和极端，也就不可能真正彻底解决问题。如果采取集体负责的话，你会发现最终没有人对事故负责；如果采取行政首长负总责，你又会发现行政首长总是害怕负责、不敢负责甚至逃避负责，从而直接导致了隐瞒事故。有鉴于此，我们显然应该抛弃这种非此即彼的简单化的处理方式，而应该采取法治化的方式，将问责机制纳入法治的轨道中来，根据各位官员在事故中的责任大小来对他们进行相应的处罚。

另外，对特大事故的处理机制也不尽合理。凡有此类事故发生，目前一般都倾向于由中央派出一个调查小组进行处理，而不是让地方政府的相关部门自己进行处理。在当前的情势下，这种方式固然是很有必要的，可以保证处理效率（地方政府自行调查往往会包庇隐瞒），但本质上仍不是一种最理想的办法。而且，如果频繁地使用这种方式，不但会使中央有关部门疲于奔命，也势必会降低中央调查组的权威和效力。

对事故的隐瞒与封锁，本质上是我国几千年以来形成的“报喜不报忧”官场“潜规则”的延续。一些官员为了讨得上级的欢心，为了个人的仕途，总是采取这种方式来处理问题。

新一届中央政府力倡以人为本的执政原则，而出了事故后进行隐瞒封锁恰恰是与这一原则相悖的。为此，我们需要打造阳光政府，落实新闻媒体的监督职能，让群众真正能够监督政府官员的行为。只有这样，隐瞒封锁才有终结之日。

南方都市报2004年6月13日社论

古川：有感于国务院”加强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通知”

据《新京报》5月10日报道：”国务院下发‘加强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通知’，隐瞒艾滋病疫情将被追究责任，并且国务院要求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切实采取如下五条措施来预防艾滋病：一、防治艾滋病纳入中学教学计划；二、娱乐场所需张贴防艾滋病宣传品；三、恶意传播艾滋病要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四、拘押人员艾滋患者要专门场所关押；五、一次性注射器将强制推广使用。”

这些措施是值得赞扬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我们的政府开始对艾滋病进行重视，不再像以前那样对艾滋病进行回避；我们的政府开始把人民的生命当回事，开始尊重人的生命。

自美国1981年诊断出首例艾滋病患者以来，艾滋病病毒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速度惊人。据联合国艾滋病联合规划署和世界卫生组织2003年11月公布的《2003年度全球艾滋病流行报告》统计数字显示，全世界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已达4000万左右。2003年全球新感染艾滋病病毒人数已达500万，有300万人死于艾滋病，达到历史最高峰。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依然是艾滋病流行的最严重地区，非洲共有2660万艾滋病病毒感染者。2003年该地区新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人数为320万，死于艾滋病者超过230万人。亚洲已成为继非洲之后的第二大重灾区。2003年亚洲新发现艾滋病病毒感染者740万，新增艾滋病病例100多万，死亡人数50万。

我国自从1985年发现首例艾滋病感染病例以来，艾滋病的感染数量就一直在疯狂攀升。在1985年至2000年底的15年间，中国累计报告的发病人数和死亡人数分别为880例和496例，而2001年和2002年两年合计报告的艾滋病发病人数和死亡人数分别为1742例和716例，2002年全年报告艾滋病病例数比2001年增长44%.2003年12月1日，由中国卫生部和联合国艾滋病中国专题组联合发布的《中国艾滋病防治联合评估报告》显示，中国目前有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约84万，艾滋病病人约8万，分布在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遍及社会各阶层。

曾经的我们在1988年很天真地认为：”我们可以设立‘艾滋病长城’，能把艾滋病拒之于国门之外，”但是16年过去了，我们看到的却是艾滋病在中国全国范围内的大爆发，单单云南现在因艾滋病的死亡人数就超过了323人。我们修”艾滋病长城”16年里，我们的艾滋病人数就从官方报道的1985年一例增加到现在的84万例感染者和约8万例艾滋病病人，并且以每年30%的速度增长。因此事实已经证明了那种认为”艾滋病之与其他国家有关，而与中国无关”的思维方式现在已经被事实证明错误的，是遗害无穷的，是对人民的生命的不负责任。

由于我们对艾滋病的不够重视，因此就导致艾滋病在我们国家的疯狂蔓延，也就导致了我们的艾滋病患者的大量死亡，更导致了大批艾滋病孤儿的出现，甚至导致了许多艾滋病患者或他们的后代对整个的冷漠的社会的报复。

从1985年我们国家开始发现第一例艾滋病算起，已经有19年将近20年的时间了。在过去的20年里由于政府对这个问题的不重视或重视不够，导致了艾滋病在中国的迅速蔓延，艾滋病在20年中的疯狂飘升，完全超出了人们的预期。从经济理论上说，对付像艾滋病这样具有很大的”负的外部性”的传染疾病，就必须由国家付出一定的财政成本来承担起这种政府责任。如果没有国家和政府的出面，仅仅靠公民个人或非政府组织——而且在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基本上由不存在或存在的数量很少的情况下——的努力的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所以政府就必须积极地承担其维护公共利益的责任来。

我们的政府在面对这些不断增长的艾滋病数字时，以及在国内外的强烈呼吁下，终于能够坦然、勇敢地面对艾滋病这个问题本身就说明了我们的政府开始有了进步——不再回避问题这本身，并且采取相应措施加以控制，这是值得我们肯定和鼓励的。

现在我们的政府终于认识到艾滋病不只是哪一个国家内部的问题，更不能单靠一个国家来解决，而是整个人类的问题，它需要世界上每一个国家的共同参与、相互合作才能最终解决。因此，我们也应该为人类防治艾滋病做出我们的贡献，而我们勇敢地面对艾滋病就意味着我们在参与人类防治艾滋病的路上迈出了最为关键的一步。

现在我们最要紧的就是认认真真的落实国务院的通知，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来防治艾滋病的进一步蔓延。尤其是对那些继续隐瞒艾滋病情的官员就要加重加大处罚力度，使他们不再至于把人民的生命不当回事。

当然我们不应该忘记那些曾经推动我们的政府去勇敢地面对艾滋病的人们，如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中国公民高耀洁等等，我们应该记住他们所做出的贡献！

2004年5月11日

古川：什么是知识分子？——评谢泳《胡适还是鲁迅》

最近拜读读了谢泳先生编的《胡适还是鲁迅》，书的封面就是：世纪之交的重要论争，困扰中国知识分子一百年的难题，中国知识分子的两条不同的道路：胡适还是鲁迅？给人一种不同凡响的感觉，而且确实不同凡响：

第一篇文章就是殷海光先生的《胡适思想与中国前途》。在文中殷先生这样评价胡适：“近四十年，中国国运的起伏隆替，几乎可以拿胡适思想之消长作个记录的寒暑表。在这四十年里，中国人多容纳并吸收胡适思想之时，正是中国比较和平、安定、进步、趋向开明之时，回头说也是一样：中国比较和平、安定、进步、趋向开明之时，正是中国人多容纳并吸收胡适思想之时。反之，中国的国运乖违、祸乱如麻，趋向固蔽之时，也就是胡适思想横遭排斥与嫉视之时。回过头来说也就是一样，胡适思想横遭排斥与嫉视之时，也就是国运乖违、祸乱如麻，趋向固蔽之时。”殷先生的这篇文章是对胡适先生的最高评价，殷先生不愧为胡适先生的弟子。

在接下来的林贤治先生的《也谈鲁迅研究之谜》，对鲁迅先生的评价也很到位：“比如鲁迅说自己思想的两个方面，即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鲁迅的批判精神和批判原则，其中包括对‘东方文明’的批判、对‘国民性’的批判、对权力和权力者的批判等等。鲁迅的斗争思想，首先根源于倍受压抑的个人经历，根源于中国广大民众长期遭受的压迫而生的痛感和耻感。”

在这本书中还有很多很有价值的文章，比如李慎之先生的《回归“五四”学习民主》、袁伟时先生的《胡适与所谓“中国意识的危机”》、许纪霖先生的《上半个世纪的自由主义》、汪晖先生的《死火“重温”：以此纪念鲁迅逝世六十周年》、杜钢建先生的《胡适的人权思想》等等好文章，其它的我就不在一一例举了，读者朋友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去判断。

特别还要提到的是在陈巢父先生的《胡适的“反悔”并非在30年之后》一文中叙述了胡适在致徐志摩信中对当时苏联的评价：“第一，我是不信‘狄克推多’制的。今日妄想‘狄克推多’的人，好有一比，那五代是的唐明宗每夜焚香告天，愿天早生圣人，以安中国！这种捷近是不可妄想的。列宁一班人，都是很有学问经验的人，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况且‘狄克推多’制之下，只有顺受，没有是非——今日之猪仔（不限于议员），正是将来‘狄克推多’制下的得意人物。这种制度之下没有我们独立思想的人的生活余地。我们要救国，应该从思想学问下手，无论如何迂缓，总是逃不了的。”在此文的后面还提到了胡适1941年7月作为驻美大使在密西根大学作的题为《民主与极权的冲突》的演讲，在那次演讲中，胡适先生极权主义的20个重要特征：

1. 狭义的国家主义情绪，提高至宗教狂的程度；

2. 有由一个军队般严格约束的政党，来执掌国家政权；‘

3. 严格取缔一切反对政府的意见；

4. 把超然的宗教信仰，降低到国家主义的宗教之下；

5. “领袖”是一般信仰的中心，实际上，他就等于一个神；

6. 提倡反理智反知识，献媚无知的群众；严惩诚实的思想；

7. 毁灭书籍，曲解历史及科学上的真理；

8. 废除纯粹寻求真理的科学与学问；

9. 以武断代替辩论，由政党控制新闻；

10. 使人民陷于文化的孤立，对外界真实情况无从知晓；

11. 由政党统治一切艺术；

12. 破坏政治上的信义，使用虚妄伪善的手段；

13. 政府计划的罪恶；

14. 鼓励人民陷害及虐待所谓“公共敌人”；

15. 恢复野蛮的家族连作办法，对待这种“公共敌人”；

16. 准备永久的战争，把人民军事化；

17. 不择手段地鼓励人口增加；

18. 把“劳工阶级对资本主义革命”的口号到处滥用；

19. 禁止工人罢工及抗议，摧毁一切劳工运动；

20. 工业、农业、商业，皆受执政党及领袖的统治。

读了胡适先生读极权主义的分析，他的分析比哈耶克分析都还要早，虽然他是把民主与极权当作对立的来看，没有后来的哈耶克和殷海光一样把民主与专制对立、自由与极权对立那样认识深入，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认识到这种地步，这确实让我感到震惊。在当时无论是西方的罗曼？罗兰，还是国内大部分学者都一致推崇苏联的时候，胡适先生能认识达到这种地步，实在是很难得的。如果我们在当时就能接受和思考胡适先生的这种对极权主义的认识，我们就不会让极权主义在我们国家再次的肆虐，就不会任意被人当作机器上的螺丝钉，也就不会在别人用极权主义来欺骗愚弄我们时还以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呢？

我通观全书，许多作者文章给人的印象好似在过去的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存在两条不同的道路似的，而且好似这两条道路是根本不同的，是水火不容的。其实是否真的有两条道路存在呢？我觉得不是。

在我们争论中国20世纪的知识分子是选择胡适还是选择鲁迅时，我们首先应该搞清楚的是什么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责任是什么？这样再来谈论胡适与鲁迅更有意义。

那么什么是知识分子呢？我们一直把中国传统的“文人”或把现在一般读过大学、甚至上过高中的文化人统称为知识分子，这实在是一种很大的错误。而在《简明不列颠全书》称：“19 世纪末期俄国的知识分子，是中产阶级的一部分，他们受现代教育及西方思潮影响，经常对国家落后状况产生不满，知识分子由于对社会、政治思想有强烈兴趣，而沙皇政权的专制独裁和残酷镇压机构使他们感到沮丧，于是在法律界、医务界、教育界、工程技术界建立了自己的核心，但包括了官僚、地主和军官。这个阶层为20世纪早期俄国革命运动奠定了领导基础。”

从上面对知识分子的理解来看，有知识只是作为“知识分子”的一个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今日西方人常常称知识分子为“社会的良心”，认为他们是人类的基本价值（如理性、自由、公平）的维护者，知识分子一方面根据这些基本价值来批判社会上的一切不合理现象，另一方面则努力推动这些价值的实现。当然，知识分子首先也必须是以某种知识技能为专业的人，他们是教师、新闻工作者、律师、艺术家、文学家、工程师、科学家。但是，如果一个有知识的人全部的兴趣始终局限于职业范围之内，那么他仍然没有具备“知识分子”的充足条件。知识分子除了献身专业以外，还必须具备一种关怀精神，关怀国家、社会以及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超越个人私利之上的。西方学者对知识分子虽然没有获得一致的定义，但他们都肯定知识分子有一个共同的性格，即以批评政治社会为职志。（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

因此要成为真正的知识分子，除了拥有知识、在一定的领域有所成就外，还必须具备以下的条件才能被称为知识分子：

首先必须具有独立的人格。用这个标准的判断，中国的传统文人和现在的大部分文人就没有几个可以称得上知识分子。因为中国的文人们没有独立的人格，是御用文人，是别人的奴才。无论是在过去与现在，中国的文人最擅长的是歌功颂德，其次是告密，再其次是明哲保身，最次也须是息隐山林（黎鸣先生语）。

其次知识分子必须具有现代人类社会的基本价值，如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理性、公平等基本价值。不拥有这些基本价值的人就会出现头脑混乱，就不会有自己独立的思考与判断，就会人云亦云。在现代社会不拥有这些基本价值的人和社会不是一个健全的人和健全的社会。没有拥有现代人类文明的基本价值的人当然就不能称之为知识分子。而我们中国的文人不仅不接受和学习现代人类文明的基本价值，反而排斥这些基本的价值。

第三，知识分子必须拥有公共意识、人文关怀、参与公共生活。没有这些意识的文人也不能被成为知识分子。而中国的文人学士们往往“躲进小楼成一统，不管春夏与秋冬。”

其实，前面三条都是作为每个公民所必须具备的东西，没有这三条意识的人，是不能被称为现代公民的。因此要成为知识分子，必须具有这三种公民意识。

最后，知识分子应该具有批判的精神，批判精神是知识分子的最基本的职责。知识分子必须把自己的学识与社会结合起来批判社会存在假、恶、丑。没有批判精神的文人是不能被称为知识分子的。这就像19世纪俄国的知识分子总是批判社会的，总是批评政府的。特别是在一个专制社会或极权社会社会，要做到这一点就很不容易，这也就相应地体现了知识分子在社会中的价值所在。

利用以上这四条标准来判断，中国的历史基本上不存在什么知识分子？当然在过去的20世纪的胡适和鲁迅可以算上属于真正的知识分子。

胡适先生与鲁迅先生都具有独立的人格。胡适先生无论是在北洋军阀时期、还是在蒋介石统治的30-40年代和50-60年代，他都没有失去自己的独立人格。这可以从胡适拒绝蒋介石的进入政府邀请和台湾50年代的雷震案可以看出来。这一点，鲁迅先生就更不用说了。

胡适先生与鲁迅先生都具有现代人类社会的基本价值。当然对于这点，胡适是毫无疑问的。而对于鲁迅先生，可能有许多人会认为他不具有自由、民主、人权这些人类文明社会的基本价值。虽然他掌握得不是很充分，但他还是具有的，这我们可以从他发表于1908年的《文化偏至论》中看出。

胡适先生和鲁迅先生不像其他的中国文人一样，他们拥有公共意识、人文关怀，积极参与公共生活。如胡适在面临国难的时候，主动承担起自己的职责，担任驻美大使。鲁迅先生所写的杂文都是针对现实的。

胡适先生与鲁迅先生认真的履行了作为知识分子的社会批判职责。这是他们对我们最主要的价值所在。没有批判精神，鲁迅与胡适就不会成为鲁迅与胡适了。对于鲁迅先生的批判意识，我们可以从下面这个材料看出：

鲁迅之子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中写到，1957年罗稷南在一次座谈会上向毛泽东提出了一个大胆的疑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不料毛主席对此却十分认真，深思了片刻，回答说，以我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作声。（黄宗英《我亲聆毛泽东与罗稷南对话》）

这里为什么毛泽东会说：“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这是因为鲁迅作为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是允许他对我们存在的那么多的假、恶、丑漠不做声的，以他的性格他是不可能做到的。就在我们的革命未成功以前，鲁迅先生通过与周扬他们的接触，就批评周扬为“革命工头”、“奴隶总管”，所以更不用说革命胜利以后，鲁迅会怎样。

所以基于以上的分析，虽然有许多人包括已故去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者的领军人物——李慎之先生认为胡适和鲁迅是根本对立的，但我觉得在20世纪中国的知识分子所选择的道路是相同的，不存在两条道路之说。

只不过，胡适先生所选择的自由主义的分析更适合于我们的实际，容易引起极权主义者的反感，而鲁迅先生所选择来表达的东西更容易被意识形态所利用而已。这是他们结果不同，而不是所选择的道路的不同。胡适先生选择确实自由主义者的改良主义，但是鲁迅先生的选择也决不是革命：“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了他们的奴隶了。”“中国历史上的农民造反和近代革命，并不是要使人改变自己的奴隶地位，不过是争夺一把椅子，也即争夺谁做‘主人’。”能有这样的认识的人，我们能认为他是赞成革命的？当时他之所以站在所谓的革命者一边，只是因为他总是站在弱者、被压迫者的一边，站在一边并不表示他是支持革命的。

胡适的选择与鲁迅的选择并不是根本对立的，他们都是希望个性的独立与人性的解放，所体现的都是知识分子的职责与精神，即批判社会的精神。在社会批判与体现知识分子的社会价值方面，鲁迅与胡适谁都不比谁差。如果硬说有两条道路的话，那么他们这群人要么部分人不能称为知识分子，要么全都不能称为知识分子。因为在20世纪我们无论在“法东斯”还是“法西斯”的统治下，我们所过的都不是人所过的生活，所以作为知识分子都是应该进行批判的。然而大部分学者文人不仅不进行批判，反而进行歌功颂德，甚至为虎作伥，成为鲁迅先生所说的“帮闲”与“帮凶”。

而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继承胡适先生和鲁迅先生所开创的知识分子的社会批判的精神传统。

谢泳《胡适还是鲁迅》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年12月版。

关天茶舍
2004年4月18日

古川、陈刚：无质教育

一

教育拥有一种成长性的力量，它能改变个人的命运，也能使社会更加繁荣。因此，无论是个人还是社会都对教育给予了特别关注。

教育的最大特点是它能予人以力量。通过提高个人的素质，教育又能促进社会的进步。然而由于在专制主义政体控制国家的时候，个人的成长恰恰是懦弱、愚昧、专横、骄奢的统治者所忌讳的，因此尽管家长有着望子成龙的迫切心情，个人有着天马行空的迫切愿望，但是统治者在维护现状、保护既得利益的强烈动机的驱使下，总是通过控制整个教育体制的运行，来阻碍个人素质的提高。

因此在专制主义国家中，教育所传授给人的主要是两种知识，一是关于整个社会运行的伦常纲纪的权威表述，二是对此伦常纲纪的合理性的权威论述。在这种教育的愚化下，存在于人心中的那种探求真知、以真知改造世界的欲望得不到任何施展的余地。

个人接受教育的本能动机是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是为了将来能过上富足的生活，而学校教给他们的关于纲常伦纪的知识却丝毫不能帮助他们能更加便利地去创造财富、改善生活、服务社会。这样个人对教育的期待与国家对教育的控制遇到了矛盾，需要有一种调和。

在专制主义国家中，统治者一方面不希望教育培养出对自己造成威胁的力量，另一方面他也需要通过教育来培养自己所需要的人才。这种人才最大的特点就是忠诚。他对统治者极力想维持的伦常纲纪了如指掌，他能洋洋洒洒地论证这种伦常纲纪的合理性。而除此之外，他对别的东西懂得不多。这种人才将来被统治者安排到各级管理岗位上管理国家的子民，而他们自己则渐渐成为统治者中的一分子。

正因为统治者需要选拔一部分读书人担任干部，而这些干部一旦当上干部就成为统治者中的一员，在地位和财富方面都能享受到种种特权。这样，专制主义国家的教育体系便找到了一种方式既满足了统治者愚化民众的要求，也为个人改变命运提供了机会。

二

追求富足的生活是人的天性之一，只是在这样一种机制下，个人改变命运所依靠的并不是他们所掌握的能创造财富的智能。他们所依靠的是国家暴力机器所支撑的财富分配制度。他的富足生活是建立在国家搜刮民脂民膏的基础上的。学子们并没有掌握创造财富所需要的任何素质。

按理说，关于纲常伦纪的表述以及对纲常伦纪的合理性的论述都属于伦理教育的范畴，其中至少包含着引导人向善的因素，而善良宽厚也应该是素质的一种。然而由于学子们是要用这种善良宽厚的素质去获取分配民脂民膏的特权，这就会使得这种善良宽厚的素质迟早会荡然无存。

从小到大，学生们要经历无数次大大小小的考试，每一次考试的内容都大同小异，无非就是经典大师们对伦理纲常的表述和对伦理纲常的合理性的辩护。这些内容都是相当枯燥的，没有人想学，从而也就没有人把他们学到心里去，因此学生事实上缺乏学习的兴趣。学生越是缺乏学习的兴趣，要获得教育的预期效果就越难，所以教师采取强迫措施迫使学生学习。由于学生学的都是一些被统治者规定为是绝对真理的东西。所以学生的主要学习方式就是背诵。

在老师的强迫下，用一种最枯燥的方式，去学一些自己根本就不想学的内容，这是一件多么让人痛苦的事情。可是绝大多数学生还是不得不去做这件痛苦的事情。因为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因此学生们读圣贤书就象农民种田一样，忍受辛苦是为了收获的那一天。有一个词很形象地反映了学子们读书的实质，这个词就是笔耕。这个词喻示着，学生们读书就是用笔来种田，读书和种田的实质都是一样的，都是为了谋生。只是读书一旦有了名利上的收获，其赚头远比种田来得大。

然而要通过读圣贤书来收获名利却并不那么容易。

显然，国家只能选拔极少的一部分人去当干部，所以个人改变自己命运的奋斗历程便充满了残酷性。为了获得少得可怜的几张进入官场的入场券，成千上万的学子在他们还很稚嫩的时候便加入了这场残酷的竞争。有一句话可以用来描述这种竞争的残酷性：这句话就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在一个学生的一生中，他如果选择了用受教育来改变自己的命运，那么他将经历很多次这种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场面。最后，只有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甚至万分之一的人获得了入场券。而即使是这些成功者他们为此度过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有时甚至是五十年猪狗不如的生活。

由于除了去当干部，社会没有提供其它让人过上富足生活的道路，而学校也没有教给学生任何创造财富的真实本领。所以即使当干部如此不容易，他也只能选择去夺取敲门砖。

本来圣贤是教导大家要宽厚善良，善良最起码就是不损人利己，其次就是用自己的力量去减轻他人的痛楚。可是在专制主义国家当干部，是依靠搜刮民脂民膏过上富足的生活。这种行为本质上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但由于这种不道德的行为有国家的暴力机器做保障，百姓奈何不了他，这是一种合法的不道德行为。因此学子们熟读圣贤之书，对于讲道德的必要性和讲道德的方法倒背如流就是为了获得一种不讲道德而不被追究的地位和权势。有了这种权势，为非作歹都是为民造福。

整个社会对于这样一种获取功名利禄的方式洞若观火。这种成功方式的显著特点就是：口倡道德就是为了安全地不讲道德。这样专制主义教育的一个素质因素——伦理道德也就荡然无存了，它只是一个幌子而已。并且非但道德不得畅行，虚伪象瘟疫一样流传于社会。

在专制主义教育下，学子们十年寒窗如一日，似乎意志很坚强，但是这种意志与英雄人物主动抗击困难的那种挥洒着生命力的意志并不相同，它只是一种消极的忍耐精神而已。在获取入场券（也可以说是敲门砖，还可以说是文凭）的过程中，由于竞争是如此残酷，由于成功是如此地没有把握，由于艰苦是如此地长久，一劳永逸的思想自然而然地生成了。所以学子们把所有的梦想都附着在那块敲门砖上。他们现在不辞辛苦就是为了将来有一天不再辛苦，他们现在艰苦奋斗就是为了将来有一天不再奋斗。有了这种思想，他一旦当上了干部，他就会四体不勤，五谷不分。

三

专制主义的教育制度与其说是治学，还不如说教人怎么当官。无论是在皇权专制主义时代所宣扬的“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以及在极权主义时代的广树典型的宣传教育方式，其教育的根本目的都是教育人们怎样去当官，而不是教育和鼓励人们去追求真理、传播真理、实现真理（治学）。因为对于专制主义来讲，对真理的追求与探索、传播与实践会从根本上是人们对其统治的合法性产生怀疑，也就会动摇其统治地位。因此它的教育目的就是想方设法通过种种方式阻挠人们对真理的追求与探索、想方设法切断真理的传播渠道。在治学这条路被他们切断以后，他们就会帮人们找到另一条能轻而易举地麻痹人们的道路。而教人们怎样当官就是麻痹人们的最好方式。因为对于广大的民众而言，他们世世代代过的都是贫穷困苦的生活，而他们怎么当官，对他们来说当然很有吸引力。为了改变自己和家人的困苦的生活环境，在专制主义的宣传机器下，他们往往很轻易地就相信：读书是为了当官，当官是为了发财。

由于在专制主义条件下的教育是为了教人们当官，而大多书人当官的目的是为了发财，因此，人们就会在接受教育的时候就舍得投入——即使是贫苦家庭的孩子，他们也舍得投入，即使借钱背帐也在所不惜——因为他们看到读书成功后，他们将会成为官僚体制中的一员，他们将会掌握权力，在使用权力的过程中他们也将会好好的捞一笔来补偿他们在读书的时候投入的财力，物力。当然在实际过程中，由于人贪欲是无止境的，因此他们往往捞到的就总会远远的大于他们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曾经付出的代价。

在专制主义条件下，人们接受教育过程就是一个以牺牲人的尊严为代价求得功利目标的实现的过程。所谓受教育实际上就是学习怎样接受压抑，怎样接受别人对自己的强制。人们为了自己的前途，为了以后能当官，在接受教育的时候就往往会主动或被动地接受压抑和强制。因为在自己受到压抑以后，总会达到自己的目的——做官，然后就可以采用同样的方式来压抑与强制别人，这就使专制主义的压抑与强制总是香火不断，能够一代接一代的传送下去。

这样看来，专制主义教育是一种几乎没有任何素质内涵的教育，它是专制统治的维护者，它支持着专制制度的再生。我们姑且把这种教育称为无质教育。

2004年4月18日 关天茶舍_天涯论坛